黑格尔这一大段话可以说是集中表明了他在著《精神现象学》这一段期间内的政治态度。第一，他把“知识”当作“唯一救星”，这是与“精神现象学”以寻求“绝对知识”为意识发展的最后目的的思想相符合的。对于国家的灾难的来临，既不惊惶，也不悲叹，既不归咎个人，也反对用权术机智去敷衍应付；而主要依靠对于他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对世界精神—具体讲来，即日尔曼民族精神——的认识与激发。对法国革命的解放意义，他不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的角度，而只是从发扬民族精神、洗掉礼俗生活的角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对日尔曼人革命解放的途径，却并无具体指示，只是抽象地说“如果这些日尔曼人一旦被迫而抛掉他们的惰性，就会激励起来奋发有为…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这充分反映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虚骄性。虽然主观上对法国革命有所向往，但在实践上既不敢触动君主和贵族的阶级利益，也害怕人民群众的真正从“朦胧”中觉醒起来，因此他对日尔曼前途也只能表示一些唯心主义的乐观，只是相信渺茫的日尔曼精神，而没有现实的和实践的基础。
译者导言：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1]“洗礼”初版作“清洗”。——编者注
[2]“死板的”初版作“死的”。——编者注
[3]黑格尔：《通信集》，1952年，荷夫麦斯特本，第1卷，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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