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欲望生产的部分客体之间，在非家庭的关系之中，儿童体验到他的生命，他追问着这一生命自身究竟是什么，尽管这一问题应该与父母“相关联”，并只有在与家庭的关系中获得暂时的回答。“我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甚至更早，我总是追问着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记得在我六岁的时候，在马赛的布隆喀特大街的房子里(确切说来是59号)，在下午茶的时候，一个被称为妈妈的女人给了我一块巧克力面包，我在这一时刻追问着自己这是什么、存在是什么以及活着意味着什么，我呼吸着，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并为了发现我是否适应于这种生活，或者生活在何种意义上适合于我。”①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儿童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与那个被称为妈妈的女人可能“有关联”，但她并不是在她自身的功能当中被生产出来的，她是欲望机器之游戏的产物，例如在嘴巴-空气的机器中，或者在品尝的机器中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呼吸意味着什么？我又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无器官身体之上而运行的呼吸的机器又意味着什么？儿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在笛卡尔的我思当中，父母与这样的问题无关。我们总是混淆(在讲述与表达的意义上)与父母有关的问题，以及那些(在与父母的血缘关联意义上)儿童与父母相关联的观念。当我们将儿童的生活框定在俄狄浦斯的框架之内的时候，当我们将其普遍地与家庭关联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于无意识的生产自身，对于作用于无意识之上的机制，特别是对于作用于原始压抑、欲望机器以及无器官身体的游戏的机制都做出了错误的认知。因为无意识是孤儿，它只有在自然与人的同一性中才能生产出自身。无意识的自发生产只产生于笛卡尔的我思之主体发现自身无父无母之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生产里也发现了这一点。在此存在的循环独立于那些未定义的父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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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rtaud, «Je n'ai jamais rien étudiés, in 84, déc. 1950.
第一章 欲望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