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狄浦斯式的记录的目的是要引人一个排他性的、限定性的、否定性的运用，即析取综合的运用。我们被如此彻底的俄狄浦斯所形构，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其他的应用，即便三种家庭性的神经症也无法逃避这一应用，尽管它们忍受着不再应用俄狄浦斯之苦。我们已经在精神分析中、在弗洛伊德那里看到了排他性析取的运用。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精神分裂者给我们上了一堂独一无二的非俄狄浦斯式模型的课程，它启发我们看到了析取综合中未知的力量，一种内在性的运用(un usage immanent)，它并非排他性的、限定性的，相反，它完全是确定性的、非限定性的、包容性的。析取要保持自身的析取性，特别要确证那些被拆分(disjoints)的各个要素，并确证它们之间的距离，一个不会被另一个所限定，一个也不会被另一个所排斥，这可能是最高程度上的悖论。“或者……或者”取代了“抑或……更好”。精神分裂者不是男人和女人。他或者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更确切地说，他同时占据着两个方面，在男人这一边就是男人，在女人这一边就是女人。正如同杰尹(Jayet)(Albert Désiré①,编号54161001)反复吟唱的男性与女性的诸多平行，并将自身同时放置于两者之上：“Mat Albert 5416 Ricu-苏丹罗马容器(le Sultan Roman Vesin)", “Mat Désiré 1001 Ricu -苏丹罗马容器(la Sultane Romaine Vesine)”①。精神分裂者是死的抑或是活的，他并非同时既是活的又是死的，而是同时存在于他飞掠滑过的过程当中。他是孩子或者是父母，它并非同时既是孩子又是父母，他如同在不可分割的空间中一个木棍的两端。这就是析取的意义，正如贝克特对其角色及其所构筑的诸多事件的描述：所有一切都是可分的，但仅是对其自身的分割。甚至析取要素间的距离都如同包含性的析取一般是肯定性的。如果我们让精神分裂替代矛盾的析取要素的空泛的确证性综合，正如最后一个哲学家黑格尔所做的那样，那么这是对这一思想方式的误解。他并没有用矛盾的综合取代析取的综合，而是用矛盾的综合取代了析取综合的排他性的抑或限定性的运用。他所选取的是肯定性的运用(unusage affirmatif)。他仍然驻足于析取当中。黑格尔在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确认矛盾，但并没有取消析取。相反，精神分裂者通过在某种不可见的距离之上的飞掠(survol)，确证了析取的存在。他不是简单的双性化的(bisexué)，也不是在两性之间，不是性别间的(intersexué)，而是融贯-性别的。他是融贯-生死的(trans-vimort)，融贯-父母孩童的(trans-parenfant)。他并不是将对立的存在确证为相同的存在，他确证着它们之间的距离，它们作为差异的两极被关联起来。他并没有将矛盾封闭起来，相反，他敞开了矛盾，例如芽孢释放出诸多被不恰当地封闭起来的特异性的孢子，在其中芽孢似乎排除了一些，保留了另一些，但就点状-符号(points-signes)②的生成而言，所有一切都通过它们之间新的距离得到了确证。包含性的析取并没有将所有要素封闭起来，相反，它使其成为非限定性的。“我不再是一个理应被我好好保留的封闭盒子，相反，我将其封闭的隔板推倒了。”由此释放出一个空间，其中莫洛伊与莫兰(Moran)①不再指认任何一个人，其所指的是各色特异性贯穿于所有的部分，它们是消逝的生产的践行者。这是一个自由的析取；一些完美持存着的差异化位置，它们始终把持着自由的价值，它们同时又被一个没有面孔、拥有融贯-位置(trans-positionnel)的主体所占据着。薛伯同时是男人与女人、父母与孩子，他是活着的，同时也是死的：换言之，他遍布四处，在所有这些系列中，在所有被单个的点所标注的枝节当中存在着一个特异性。薛伯自身就是那个距离，这一距离将他从男人转变为女人，最后他已经成为一个新人的母亲，并最终可以死亡了。
① 阿尔伯特·迪赛尔·巴莱(Albert Désiré)是法国著名艺术家。——译者注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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