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方面在这个进步的抑或富有革命性的体制化分析的各个部分当中，另一方面在反精神病学当中，这种拓展了的家庭主义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它服从于延伸意义上的俄狄浦斯的双重困境，它存在于对家庭所引发的原发性精神病自身的诊断，并同时存在于治疗中的类-家庭的建构当中。一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构适应性框架抑或重新整合家庭与社会，而是要构建一个能动性群体的原初形式，那么问题的关键将在于要知道在哪一点上，这个原初的群体与人为的家庭有相似之处，在哪一点上，它还必须在俄狄浦斯化当中来被考量。这些问题已经在简·乌里的研究中获得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革命性的精神病理学与“共同体的适应性”(adaptation communautaire)之观念之间存在彻底的断裂，与莫德·马诺尼所称的适应性管理（lapoliced'adaptation)之间也存在着彻底的断裂，同时这一革命性的精神病理学每时每刻都会冒着将自身置入俄狄浦斯情结框架中的危险。在这后一情结中，人们可以诊断出一种空乏，并重构某种完整性、一个完美的三位一体，这一三位一体将会继续远离欲望生产，并扼杀其所产生的所有问题。政治的、文化的、世界历史的以及种族的所有内容将被俄狄浦斯的绞肉机所绞碎。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将家庭视为一个原型，抑或更进一步地，将其视为一个微观宇宙，一个对其自身有价值的表现性的氛围(un milieu expressif)，如果它能表达出一种异化力量所产生出的行为，它也能将其“中介化”，以此消解在欲望机器中存在的真正的生产概念。对于我们来说，这一视角已经在大卫·库伯①那里呈现出来(莱恩在这一方面更好地从家庭主义中抽身出来，这显然得益于源于东方的“流”的观念资源)。“家庭”，库伯写道，“作为社会现实与他们的孩子之间的中介发挥着作用，如果所讨论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异化的社会形式，那么这种异化将被孩子们所调和，并被他们视为家庭关系中的某种奇怪现象……例如一个人可以说他的灵魂被某家电子机器所控制着，抑或被另一个星球的人们控制着。然而，这种架构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过程的道成肉身，家庭过程成为实体性现实的一种外在显现，但也仅仅是家庭成员们行为抑或实践的异化的形式，这一实践彻底地占据着精神病患者的精神。作为这一世界之隐喻的诸人正是妈妈、爸爸与兄弟们，他们都围坐在早餐桌前，陪伴着所谓的精神病患者。”②反精神病理学的本质命题同样如此。它在社会异化与精神异化之间设定了本质的同一性，这一命题同样也应在持存的家庭主义的效应中被理解，而不是在对它的拒斥中被理解。因为正是作为微观世界的家庭、作为梯度度量的家庭表达了社会的异化，家庭在其成员的精神中，抑或在其精神病患者的成员中“构筑”了某种精神的异化。（在它的成员当中追问：“哪一个人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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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