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世界-宏观宇宙之关联的一般概念中，柏格森引入了一场必须回归的离散性革命，微观世界与富有生命性的存在之间的相似性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共同看法。然而，如果说某种富有生命的存在与世界是相似的，这只是因为这种富有生命的存在曾经是或者将自身延伸为一个孤立的、在本性上是封闭性的体系：由此微观世界与宏观宇宙之间的对比是两个封闭状态之间的对比，其中一方表达(exprimait)另一方，并且一方铭刻在另一方之内。在《创生进化论》的开篇，柏格森就通过让两个整体敞开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对比的意义。如果富有生命的存在与世界相似，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这一富有生命的存在向一个敞开的世界敞开；如果它就是一个整体，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整体、世界的整体与富有生命的整体一般，总是处于自我运行、自我生产抑或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它总是在不可还原的暂时性的维度上被铭刻，并处于非封闭的状态。我们确信这对于社会-家庭的关系而言同样适用。并不存在俄狄浦斯式的三角模型：俄狄浦斯总是在敞开的社会场域中被敞开。俄狄浦斯向四面八方敞开，向社会场域的各个角落敞开(不是3十1，而是4十n)。这是不能封闭的三角形，是一个多孔的三角形抑或总是有所溢出的三角形，一个爆炸的三角形，欲望之流从这个三角形逃逸到另一个三角形。奇怪的是，直到殖民者的梦想成真，他们才意识到，在虚假的三角模型的顶端，妈妈与牧师共舞，爸爸与收税员鸡奸，而我与白人斗争。正是父母亲与另一本质的践行者之间的任意配对，他们既是对手，又相互拥抱，阻碍了三角形的封闭，阻碍了自我评估，阻碍了对于这些被质疑的践行者的另一种本质在无意识之中的表达和再现。当弗朗茨·法农①遭遇到一件将母亲虐待致死的精神病个案的时候，他首先追问的是，这一个案例是否“呈现了弗洛伊德在其《哀悼与忧郁症》(Deuil et Mélancolie)当中所谈及的无意识的负罪感情结(un complexe de culpabilité inconscient)”，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母亲是被一个法国士兵所杀，他自己曾谋杀了一个佃户的妻子，她的幽灵总是缠绕着他，撕碎了他对母亲的记忆。①我们总说这是一个特定的情景，它所关涉的是战争、殖民化以及极端的社会贫困等所构筑的创伤性记忆，它与俄狄浦斯的架构并无多大关联——通过这一方式，它所热衷的是一种精神病的展开抑或暴露——我们意识到间题的关键在别处。除了能够为资本主义家庭提供某种安慰，因而需要提供某种被俄狄浦斯化了的主体之外，我们总是会尽量远离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谁被真正地投注于一个所谓正常的和标准化的俄狄浦斯所适宜的诸条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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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卫·库伯(David Cooper,1931—1986)，北非裔精神分析学家，致力于反精神分析运动。从1961年到1965年创立过一个为年轻的精神分裂者构筑的实验团体，被称为“21村社”(Villa21)，1965年，他参与了罗纳德·大卫·莱恩等人共同建立的费城协会(Philadelphia Association)，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库伯于20世纪70年代离开了该协会，因为他不赞同其中渐长的唯灵主义。库伯于1967年创造了“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的概念。—译者注
② David Cooper, Psychiatrie et Antipsychiatrie, 1967, tr, fr. Ed. du Seuil, p. 64.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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