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精神分析期待着一种所谓的关联，俄狄浦斯成为压抑的对象，同样，通过超我的中介，俄狄浦斯也是压抑的主体。精神分析期待着压抑的文化合法化，这种合法化将使压抑进入首要的层面，而不再去考虑压抑的问题，后者基于无意识的视角成为次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批评者们都已经指认出弗洛伊德思想中存在着一个保守的和反动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标志在于他赋予压抑以一种自发性的价值，它作为文化的条件对抗着诸多乱伦的冲动：赖希也谈到弗洛伊德主义中存在着的那个巨大的转向：放弃了性征。这一转向始于弗洛伊德接受了原初焦虑的观念之时，这一原初观念以向内探寻的方式开启了心理压抑。在1908年的文章《文明的性道德》(«La Morale Sexuelle Civilisée»)中，俄狄浦斯仍没有被提及，压抑仍被作为压迫的一种功能来被思考，它激发出了一种位移，当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象(représentent)了一种欲望生产，它作用于某些局部冲动（lespulsionspartielles)之上，在此之前，压抑的作用总是与乱伦冲动抑或其他那些威胁合法婚姻的冲动相对抗着。但随后，显而易见的是，俄狄浦斯的问题以及乱伦的问题越是占据着历史的舞台，压抑及其相关物，例如消解与升华就越是建基于文明的超验性的预设要求之上，同时，精神分析也总会陷人家庭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当中。我们无须重新描述弗洛伊德主义中这种反动的妥协及其“理论的让步”：这一工作已被极为深刻地重复了多次，其展开方式或者是严谨的，或者是细微的。①在我们看来，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教条深处，存在着诸多革命的、革新的以及反动的要素的共在，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拒绝这样的说法：“要么采用它，要么对其置之不理。”其借口是，理论要为实践提供合法性，理论生于实践，抑或人们对“治疗”过程的质疑始于从那些治疗过程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要素。这就如同所有那些伟大的教条都不曾是一个组合的形式，它总是一些碎片，一些片段，一些符码，一些混合的多样性的流，一些部分，一些延伸物，它们构筑了这些教条的生命及其生成。这就如同人们非难某个与精神分析有着模糊关联的人，而不提及精神分析，无论是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首先与其所发现的东西以及与其所操控的力量之间本身就是模糊的关系。如果说对弗洛伊德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已经展开，并且做得很好，那么这一运动的历史却没有被很好地勾勒出来：精神分析群体的结构，它的政治、它的趋向、它的发源地，群体的庞大超我，所有一切都在主人的整个身体之上展开。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①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没有过关，精神分析也将其符码化了。三个要素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存着：拓展性的以及先锋性的、革命性的要素发现了欲望生产；经典的文化的要素完全诉诸俄狄浦斯式的戏剧表象的舞台(回到神话!)；最终第三个要素，也是最让人担忧的要素，则是某种对尊严的极度渴望，它总是不停地需要被认可、被体制化，一种强烈的吸收剩余价值的企图，随之而来的无休止的治疗的符码化，金钱在犬儒主义中获得了合法性的地位，所有一切都是精神分析交付给这个既定体制的报酬。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存在着所有一切：充满幻想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及资产阶级的天才读者歌德、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②，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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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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