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为文化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添加第二个共同的前提。我们都承认，至少在我们之中，在我们父权制的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俄狄浦斯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尽管如弗洛姆那样，强调了一些新的母权制的要素）。我们都要承认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强硬的俄狄浦斯式的支撑点：这一点开始于四处蔓延的俄狄浦斯式的结构，抑或相反，我们应该在那些非俄狄浦斯式情结当中变化术语和关系，其中“家庭”不应被考虑在内。正是因为我们此前的批判总是建筑于俄狄浦斯之上，从而使得它对于我们而言也是有效的，并发挥效用的：并不是要在最为羸弱之点上(那些野蛮人)，我们应去攻击俄狄浦斯，而是要在最为强大之点上，即在最为强大的环节之上，去指出俄狄浦斯隐含着怎样的变形，以及在我们文化和社会之中，欲望生产、无意识的综合，力比多的投注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俄狄浦斯在我们这里绝非一无所用：我们不停地说我们需要俄狄浦斯，我们还需要俄狄浦斯。同样地，这一企图与拉康试图撼动俄狄浦斯之桎梏的企图一样深刻，它们都被作为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加重了俄狄浦斯，并将婴儿和精神分裂者所敞开的世界重新封闭起来。当然，人种学的阐释抑或历史性的阐释并不与我们现实的组织方式相矛盾，抑或说，我们现实的组织方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包含了人种学假定的基本要素，这一观念不仅是合法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马克思试图构筑普遍的历史之诉求所要表达的东西。但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这一普遍历史的建构条件是现实的组织能够进行自我的批判。然而，俄狄浦斯的自我批判，我们很少能在我们的组织内部发现，它构成了精神分析的一部分。它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立足于俄狄浦斯去诘问所有的社会信息，这一点有其合理性，而这并不是因为俄狄浦斯成为一个在我们之中可被察觉的特定的无意识的真理，相反，正是因为它是无意识的一种神秘化，这一神秘化在我们这里只有通过强行从既有信息中呈现出它的某些碎片抑或某些部件才能存在。在这一意义上，俄狄浦斯的确具有普适性。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在一个极为强大的层面上，俄狄浦斯的批判总是需要重新理解其出发点，并重新找到它所达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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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杜福瑞(Mikel Dufrenne)，卡尔迪纳概念的阐释者，曾经给出一些富有本质性的问题；难道家庭就是“原初的”，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就仅是次生性的？从力比多的视角看来，究竟谁才是本源性的？是家庭的投注，抑或社会的投注？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是应从孩童到成人来分析，还是从成人到孩童来分析？（LaPersonnalité de Base, P.U.F.,1953, p. 287 sq)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