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机器是偏移的，这是因为它不可能从血缘关系(lafiliation)中推出姻亲关系(l'affiance)，从诸血脉(lignesfiliatives)中推出诸姻亲关系。如果我们仅将某种血脉关系中的人所具有的个体化的权力赋予姻亲关系，我们就错了。这种姻亲关系所产生的不过是某种普遍化的可区分性。埃德蒙·罗纳德·利奇①引用了一些拥有巨大差异的婚姻制度，但在这些婚姻制度中人们都没能在血缘关系的群体之中推演出任何一种差异性。在很多的分析当中，“重点在某种单线性(unilinéaire)的固定的群体中内在的关联，抑或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关联所拥有的一个共同的血缘关系。那些在差异化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婚姻所构筑的结构性的关联被忽视了，或者被类比为血缘关系的普遍性概念。由此，福特斯(Fortes)认识到了姻亲的关联性与血缘关系的关联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前者被遮蔽在所谓互补性的血缘关系(descendance complémentaire)②这个概念让人们想起了罗马人在父系关系与母系关系之间的区分，它本质上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即所有的个体与其父母双方都有关联，因为它是两者共同的后代，而不是因为这些亲属彼此是婚配关系……(然而)那些将不同的父系关系横向地整合所构筑的垂直性关联并不能为血缘关系的本族人自身所理解。在垂直结构的时间当中的持续性被以父系关联之名所构筑的父系关系的转换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在平行结构中的持续性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被表达。它的持存通过在借贷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链条来获得表达。正是这种敞开的债务关系彰显了姻亲关系的持续性”①。血缘关系是行政性的并富有等级性，而姻亲关系则是富有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姻亲关系所表达的是一种权力，它既不能与等级制相混淆，也不能从其中被推演出来，经济关系不能与行政关系相混淆。血缘关系与姻亲关系由此成为原始资本的两种形式：固定资本抑或血缘性股票，流动资本抑或债务的流动性板块。它们对应着两种记忆：一种是生物-血缘性(bio-filiative)的记忆，另一种则是姻亲的记忆以及言语(paroles)的记忆。如果一种生产在社会集群的某种血缘性的析取网络当中被记录，那么劳动的连接则被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且被带人这种记录的要素当中，后者将这些劳动的连接视为准因(quasi-cause)。但只有在富有连接性的制域(régime connectif)中，在姻亲关系形式抑或可与血缘性析取关系相类比的人之间的连接形式之下去重新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这样做才是可能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关系通过姻亲关系被贯彻。在生育过程中，孩子通过与其父亲、母亲的析取性后裔相关联而被铭刻，但相反，那些析取性后裔只有通过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所产生的被表象化关联的中介才铭刻了孩子。在此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姻亲关系缘起于血缘关系，两种关系构筑了一个本质上开放的循环，在其中社会集群作用于生产，同时生产也反作用于社会集群。
① 埃德蒙·罗纳德·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1910—1989)，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译者注
②“descendance complémentaire”英文表达为“complementary filiation”，其关键词与法文中的血缘关系(lafiliation)同形。这一术语最先被福特斯所创造，用以研究非洲社会问题。这一术语所意指的是：源于父系抑或母系社会中的人们认定并非属于其父系抑或母系后代的那些亲属关系为自身的血缘关系。由此，在父系社会的后代群体中，个体与其母系家族中的成员之间拥有着重要的社会性关联，例如，他们的母亲的兄弟以及其母系关系中的祖父母，这些关系都与其自身保持了某种“互补性血缘关系”。福特斯发现，在非洲社会中个人将这种“互补性血缘关系”与那些直系的血缘关系区别开来。并将后者视为带有政治和社会等级特性的，而将前者视为一种富有情感性的，且更带有个人特色的。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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