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认为：国家开始于(或者重新开始于)两个基础性的行动，一个是由于居民的安居所带来的领土化，另一个则是由于小额债务的废除而带来的解放。国家的发展却蜿蜒曲折。虚假的领土化是一个有效的去领土化的产物，它用抽象的符号来替代领土的符号，它使得领土自身成为国家的所有，抑或是那些最为有钱的人以及公务员的所有(国家不过是使得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私有财产得以保障，从这一视角来看，情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债务的废除，当它发生之时，它是一种维持土地分配的方式，它阻挡了新的领土化机器登上舞台，这些新的领土化机器是革命性的，并能够引发抑或处理庞大的土地问题。在另一情境下，将产生重新分配的过程。一个信任的循环，在一种由国家所创造的新的形式—货币—得以维持。由此，毫无疑问，货币并不是因服务于商业而诞生，抑或至少不是一种自发的商业模式。专制机器由此与原始社会有着共同性，它在如下方面强化了原始社会的特质：恐惧于解码之流、生产之流、商品交换以及那能逃离国家垄断的商业运行，后者可以从国家操控的各色框架当中、它的公章系统当中逃离出来。当艾蒂安·白乐日①质疑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能在18世纪的中国，这个所有科学与技术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时期诞生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国家一旦判定其金属储备已经足够，就随即关闭了矿场，由此国家捍卫了它的垄断地位以后直接控制着商业(商业只是作为一种职能性的存在)。②在商业中货币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在商业之内，而更多的是在其被国家所操控的范围之内。商业与货币的关系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根本上说，货币是不可分割的，它并非源于商业，而是作为维护国家机器的税收。就在统治阶级将自身与这一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并由此服务于私有财产之利益的地方，货币的专制与税收之间的关联仍然是清晰可见的。依赖于威尔③的研究，米歇尔·福柯指出，在特定的希腊僭主政治当中，对于贵族的税收以及在穷人当中所分配的货币将成为富人聚敛财富的方式，成为特别用以拓展其债务体系的方式，使其变得更加强大，由此预防并抑制了整个再领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通过既有的农业经济问题而被生产出来④(正如希腊人已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现了那被美国人在罗斯福新政「New-Deal]之后重新发现的一样：国家的重税对于商业往来是一件利好之事)。简言之，货币，货币的流通，这是带来无限债务的一种方法。由此，掩盖了国家的两个行为：国家的定居抑或领土化引发了去领土化的庞大运动，后者让所有原始的血缘关系从属于专制机器(土地问题)；债务的废除抑或会计计算的变换敞开了无休止为国家服务的任务，它让整个原始的姻亲关系从属于它(债务的问题)。无限的债权人，无限的债务替代了流动的以及有限的债务区块。在专制主义的范围内总是存在着一神教：债务变成为实存的债务(detted’existence)，变成为主体自身的实存的债务。总有一天这样一个时刻会到来：债权人还未借出，同时债务人却总在不停地归还，因为还债是一种义务，而借出，则是一种职能(unefaculté)—正如在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歌声中所唱的那样，这是一首有关无限债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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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ietzsche, Généalogie de la Morte, ,12.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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