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在次级意义的能指自身之上运行的超符码，也并不存在音位学(phonologique)①的符码，抑或是在最初的意义上能指运作的语音学(phonétique)中的符码。如果没有在表意文字学与语音学价值之间的双边-单义性的关系，抑或没有在不同层次的阐发之间，在符素(monémes)与音素(phonémes)之间的双向-单义性化的操作，就不存在语言学的领域，正是这一领域最终保障了去领土化的符号的独立与线性化。但这个领域仍要通过一个超验性来界定，尽管人们将这种超验性视为一种缺失抑或空位，并在其中实施必要的折叠、平铺，以及归类的操作，从中流淌出模糊不清的质料之流的体系，在其中超验性进行着裁剪、对峙、选择与组合：能指。让人惊讶的是，人们能够如此完美地指出大众在语言的内在性之中被束缚于符号的最小要素之中，却没有能够指出统治是如何通过抑或在能指的超越性当中来实施的。②正是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般，确证了一种征服的不可还原的外在性(extériorité)。因为虽然语言自身从不预设一种征服，但构筑了书写的语言所实施的折叠的操作（lesopérations de rabattement)很好地预设了两种铭刻，它们并不说相同的语言，两种语言当中的一种成为主人的语言，另一种则成为奴隶的语言。让·奴噶佑(JeanNougayrol)描述了这样一种场景：“对于苏美尔人而言，(一个既定的符号)，这是水的符号；苏美尔人将这个符号读作a，它在苏美尔语中所意指的就是水。一个阿卡特人(Akkadien)追随其后，他向他的苏美尔的主人追问道，这是什么，这个符号？苏美尔人回答说，这是a。阿卡特人于是就将这个符号把握为a，就这一点而言，符号与水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关系，在阿卡特语中，它被说成是mù，我确信阿卡特人出现已经确定了某种书写的发音……两个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关联近乎必然，以便能够散发出新的书写的光芒。”①人们可以很好地指出这个双边-单声道的操作是如何围绕专制的能指被组织起来，通过这一方式产生了一个字母化的语音链。字母化的书写不是为了文盲而诞生的，但是通过文盲而产生的，这一书写通过文盲而展开自身，这些文盲是一些无意识的工人。能指隐含着一种语言，它可以超符码化另一种语言，而另一种语言则被全部符码化为一种语音要素。如果无意识是包含了双重铭刻的拓扑学意义上的政体，那么它不是作为一种语言而被结构化的，而是作为一种双重化存在。能指并没有履行它的承诺，帮助我们切近对于一种语言的现代的和功能化的理解。能指的帝国主义从未让我们超越于这样一个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满足于阻挡问题的深人，让所有的回答转变为一种简单所指的排列，从而使其变得并不充分。它拒绝以背诵、纯粹的文本性以及超级的科学性之名而进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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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音学与音位学的区别：语音学偏重于发音部位、发音方式、语音特征的研究。音位学则偏重于各个独立的基本音在语音系统的重要性、语音结构及语音组合规律等。换言之，语音学较近于语言的具体面，音位学较近于语音的抽象面。在语音学里，说话者(我们)只注意它(语音)的实质不同，不去管它(语音)在整个语音系统里有无意义，我们听到别人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说。在音位学里，我们会去注意各种语音发音差异，在整个语音系统里是否有意义。特鲁别茨科夫的《音位学原理》中特别强调了音位的辨义功能，只有产生意义的音位才能被语言所辨识。在某种意义上，音位学更强调不同音位之间的位置，而语音学更强调语音与对应词之间的关系。——译者注
② 博纳特·波特拉(Bernard Pautrat)试图基于统治与奴役的视域在尼采-索绪尔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联性。(《太阳的诸版本：图像与尼采的体系》(Versionsdu Soleil, Figures et système de Nietzsche, Ed, du Seuil, 1971, pp. 207 sq),他确信地指出尼采不同于黑格尔，通过语言而非劳动来构筑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然而当他将其与索绪尔进行比较的时候，他保留了大众在其中被奴役化的语言体系，将其视为尼采的主人语言的虚幻观念，而正是通过主人的语言，这种奴役化的过程得以完成。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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