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条件所规约之下，人种学-精神分析之间的关联究竟说出了什么？我们是否应满足于一种非确定性的平行论，在其中，两个领域充满困惑地对望着，并被对立为两个不可化约的符号体系？难道两者，一个是符号的社会性的部分，一个是有关于性的部分，后者构筑了一个私人化的世界，个体化的世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横贯其间的东西，因为社会性的符号系统可以成为性的质料，而性征，也可以是一个社会性聚集的习俗惯例。)问题在此被提出的方式太过理论。在实践中，精神分析者常常试图向人种学求助，以便解释某些符号代表着什么：什么是菲勒斯、阉割、俄狄浦斯。但人种学要求其他东西，他们真诚地追问道：这些精神分析式的阐释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由此，一个二元性被放置下来，它不再在两个部分之间，而是在两个问题之间：“这意味着什么”与“这是干什么用的”。对于人种学而言，这究竟有什么用，同时在形构中，它运用符号来做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行的？①这都是问题。不管这些阐释能说出什么，不确定的是它能服务于任何事物。例如，对于精神分析者而言，对于无意识而言，俄狄浦斯都没有什么用处。菲勒斯又有什么用呢？既然它与阉割无法分割，而后者剥夺了菲勒斯的有用性。当然，我们常说不能混淆所指和能指。但能指让我们离开了这一问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不是这一被质疑的相同问题的另外一种存在样态？在此，仍然是有关表象的领域。一个真正的误读，一个在人种学家(抑或希腊研究者)与精神分析者之间的实践性误读，并不是关于无意识、性征以及符号系统的菲勒斯本质的误读抑或认知。就这一点而言，所有人在原则上都会赞同：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富有性特质，且有性别。所有人都知道要作为一个使用者而开始存在。实践中的误读源于两类问题之间的深刻差异。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式，人种学家与希腊研究者认为一个符号并不能从其说了什么获得界定，而是要通过它做了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对待它而被界定。我们总是会谈到菲勒斯，抑或其他与之相邻的东西，只是它们所说的东西并不是对其用途而言的。概言之，在这里，并不存在人种学的阐释，并不存在人种学的材料：在此存在的只是一些用途和功能。就这一点而言，精神分析学家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人种学家们来学习：关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本不重要。当希腊研究者们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相对立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他们用另外一种阐释代替了精神分析的阐释。可以说，那些人种学家与希腊研究者逼迫精神分析者代表他们做出了一个类似的发现：要知道，并不存在任何无意识的质料，也不存在精神分析式的阐释，存在着的仅是使用，无意识综合的分析性使用，这一切不会让阐释再通过能指的分派，或所指的确定性来获得界定。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一阐释是如何运行的。精神分裂分析放弃了所有的阐释，因为它蓄意放弃了对某种无意识质料的发现：无意识什么也没有说。相反，无意识制造了机器，一些欲望的机器，在其中，精神分裂分析发现了在社会机器的内在性之中的用途与功能。无意识什么都不说，它运行着。它不是富有表述性的，也不是富有表象性的，它是生产性的。一个符号(symbole)是一架独特的社会机器，它作为一架欲望机器而发挥着效用，这是一架在社会机器中发挥效用的欲望机器，一次通过欲望而进行的社会机器的投注。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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