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了理解野蛮人的形式，不应将其与其他的同类形式相比较，即那些在时间上抑或在精神上与它竞争的形式，其所依据的是一些模糊了本质的关联；相反，它应与其在法则上予以取代的那原始的未开化的形式相比较，同时后者却也总是如幽灵般徘徊在野蛮形式的上空。这正是马克思所界定的亚细亚生产：国家的一个至上统一体在原始的乡村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它保留了土地所有权，而国家成为这个所有权真正的所有者，并服从于显在的客观运动，这一运动赋予了国家过剩的产品，在一些庞大的工程当中将其与生产力关联起来，让国家自身作为占有的集体条件之根源而呈现出来。①作为社会集群的平滑身体不再是土地，而转变为暴君的身体、暴君自身以及它的上帝。那些施加于其上的规范与禁忌常常无法实施，从而将暴君变成为无器官身体。暴君，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准因(quais-cause)，成为一个显在运动的源头活水与港湾码头。不是从能指链当中离散(détachement)出来，被离散的客体已经跳出了链条；不是流的提取，而是所有的流都被汇聚成为一条大河，后者构筑了君主的耗费：在物恋抑或象征符号当中制域的急剧变迁。在此最重要的不是作为君主的人格，也不是他的功能，他总是被限定的。在此重要的是发生了深刻变革的社会机器：不再是领土化机器，而是国家的“巨型机”(lamétamachine)，发挥效用的金字塔，它拥有着至上的暴君，静止的引擎，官僚机构作为一个侧面和运行器官，以及处于底层的村民以及各色劳动人民。存货成为积累的对象，债务的模块(les blocs dedette)以进贡的形式成为某种无限的关联，这种转变贯穿于整个综合当中，生产与水利机器、矿物机器的综合，铭刻与财务机器、字迹机器，以及纪念性机器的综合，以及最终耗费于暴君和他的宫廷以及其整个官僚结构之间的沟通所实现的综合。在国家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依据其居住地而将人们进行铭刻(inscrit)的领土化原则，我们看到的是在居住原则当中去领土化运动的效用，正是它将领土作为一个客体对象加以分割，并让人们服从于新的帝国的铭刻，服从于新的平滑身体，以及新的社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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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Principe d'un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857, Pléiade , p. 31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