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越来越富有灵性的超验客体对象，转变为一个越来越富有内在性(immanent)、越来越被内化了的力的场域：这就是一个无限债务的演化过程经过了天主教，随后是改革派。专制国家是灵性的(spiritualisation)极端，资本主义场域是内在化的极端，界定了愧疚意识(la mauvaiseconscience)。后者并不是犬儒主义的反面；这一愧疚意识，在私人化的人格当中，是社会性人格之犬儒主义的相关物。有关于愧疚意识所具有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从尼采，而后劳伦斯与米勒，都对此展开过分析，以此界定文明的欧洲人——意象和催眠的统治，它们所繁衍出的麻木——对生活之恨，以及对于所有那些自由的，那些流过与运行着的一切的恨；死本能的普遍化流溢，——作为一种传染方式的负罪感，吸血鬼之吻：难道你不为你的高兴而感到羞耻吗？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在你说“这是我的错误”之前，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泪丧的无耻蔓延，作为一种疾病的神经症，它带来了其他的疾病，——一个宽容的结构：我可能会犯错、偷盗、残害、屠杀！但以社会秩序之名，我的父母将以我为荣，在此，怨恨被赋予了两个所指的方向：向自我的翻转以及向他者的投射。父亲已死，这是我的错，谁杀死了他？这是你的错，这是所有种族主义与分凝现象的源泉，—被爱着的卑鄙欲望，还有不足的、还未被“理解”的悲伤，同时，被还原为“小秘密”的性征，所有这些精神病理学的神父——他不是唯一一个在俄狄浦斯当中找寻养料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在精神分析当中获得支持并得到发展的人：精神分析已经成为“理想化的苦行僧”的新化身。更进一步说，也不是精神分析发明了俄狄浦斯：它只是给予俄狄浦斯最后的一片领土，一个沙发，作为其最后的律法，专制的分析师以及金钱的收税官。但母亲作为领土的拟像，父亲作为专制律法的拟像，与我，这个被切割、被文明化、被阉割的我，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后者而言，它给出了一个在其他社会形式中从未存在的操作。在其他地方，家庭的地位只是一个欲望的社会场域的投注得以被激发的要素：家庭的意象只是在向社会意象的敞开中发挥效用，在其中，两种意象在斗争与妥协当中相互融合与碰撞。以至于那些被投注于家庭的截断与碎片之中的东西，不过是家庭已浸润其中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场域中的诸多个截断(例如恩登布人的精神分裂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区域当中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殖民者的努力在于将土著人俄狄浦斯化，非洲的俄狄浦斯，发现他们自身依据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之延伸，由家庭的爆裂而产生对抗。但正是在资本主义软弱的中心处，在温和的资产阶级领域中，殖民化变得私密而私人化，内在于每一个人内心之中：由此欲望的投注之流，从家庭式的刺激到社会的组织(抑或非组织化)，它通过某种回流即将社会的投注还原为作为虚假-组织者的家庭投注重新被遮蔽起来。家庭成为所有的社会确定性的保留之地以及其回响。它属于资本主义场域的反动性的投注，这一投注将所有的社会意象应用到了限定性的家庭拟像当中，由此，无论转向何处，人们总是转向父亲-母亲：这个俄狄浦斯式的腐烂总是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之上。是的，我始终欲求着我的母亲，想杀死我的父亲；一个阐释性的单一主体，俄狄浦斯，阐释了所有的资本主义被阐释者，并介于两者之间，留下了一个伤口—阉割。
321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