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路德的功绩在于发现宗教的本质不再源于客体，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的宗教性而存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功绩在于发现财富的本性抑或本质，不再是客观的本性，而是作为抽象的、去领土化的主体本质，生产一般的行为。但正如这一发现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出来，资本主义诸条件又一次重新将这些本质客观化，将它们异化，或者再领土化，这一次是在生产方式私有财产的形式之下。以至于资本主义无疑成为所有社会的普遍性，但仅仅是在这一范围之内，即它能将自身引领到对其自身的批判之上，换言之，引领到对于诸程序的批判，通过这一程序，资本主义将那些在其自身当中，试图让其自由，或者自由地显现的东西重新链接起来。①弗洛伊德的丰功伟绩也在于此：其所拓展的是欲望的本质抑或本性的确定性，欲望由此不再是与客体、目标以及来源(诸领土)有关，而是与作为抽象的主观的本质、力比多抑或性征有关。只是他仍然把欲望作为私人的最后领土带回家庭当中(俄狄浦斯情景的来源，首先在弗洛伊德的《关于性征理论的三次尝试》[les Trois Essais]里略做探讨，而其后则越来越封闭于欲望之中)。所有这一切仿佛是，他对我们说：至少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家庭！肮脏的小秘密，替代了敞开的会晤，家庭式的还原替代欲望的流动。在符码化的小溪，在妈妈的床上，替代了那些庞大的解码之流。内在化替代了其与外部之间的新关系。经由精神分析，总是有关于愧疚意识的话语以及负罪感的话语被提出来，并找到了它的养料(这就是所谓的治愈)。至少在两点上，弗洛伊德谅解了外在的、真实的家庭的所有错误，以便更好地将错误与家庭都内化在最小的家庭成员——孩童之中。他设定自发的压抑的方式，让其独立于压迫；他否弃了由成人带来的孩童之诱惑的主题，用成人的幻想对其加以替代，在这一幻想中，真实的父母亲不仅是无辜的，甚至是受害者。①因为家庭应在两种形式之下显现出来：一种形式是，家庭无疑是有罪的，但这一有罪仅是因为孩童富有强度地、内在化地活着，从而使家庭将其罪责与孩子自身的错误相混淆。另一种形式是，家庭拥有罪责的裁判权，在其面前，人是有罪的孩子，在他与家庭的关系当中，人成为负责任的成人(俄狄浦斯作为一种疾病抑或一种健康，家庭作为异化之要素以及作为去除异化的践行者，即使是通过在转换当中被重组的方式才得以实现）。这正是福柯在其文章中清楚表达出来的：精神分析与生俱来的家庭主义至少并没有那么彻底地摧毁了那从未认可它的经典的精神病理学。在领土化的疯癫以及专制的疯癫之后，是家庭的疯癫。这是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试图在疯人院中组织的东西—“家庭的命令性的虚构”，理性的父亲与愚蠢的未成年人，父母亲自其童年时期就有了疾病所有这一切都在疯人院之外发现了自己的完成，即在精神分析当中，在分析师的分析室里。弗洛伊德是精神病理学中的路德和亚当·斯密。他调动起了神话、悲剧、梦境的所有资源，使其与欲望重新连接起来，只是这一次是一种内在化的连接：隐蔽的剧场。是的，俄狄浦斯是欲望的普遍化，普遍历史的产物——但其得以成立的条件并没有被弗洛伊德所触及：至少在某一特定的点上，俄狄浦斯是有能力带来一种自我批判的。普遍的历史只是一种神学，如果它从未克服其偶然性的、特异性的、讽刺性的以及其自我批判的条件。这种自我批判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在家庭压抑的表象下，揭示无意识的社会投注的本质。在个体化幻想的表象下，揭示群体幻想的本质。抑或是回到原点，将拟像推至于这样一点，即它不再是意象之意象，以便能够探寻抽象角色，精神分裂之流，它们是被拟像隐藏了的被遮蔽的东西。替代阉割的私人化主体的是文明化的阐释性主体与被阐释性主体，它们仅是重新带来了两种秩序：人格化的意象，集体性的践行者，它们所带来的，就其自身而言，也不过是机器化的配置。把表象的戏剧翻转为欲望生产的秩序：这是精神分裂分析的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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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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