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摧毁：精神分裂分析的任务通过摧毁来完成。其所进行的是对无意识的彻底扫除、彻底清除。摧毁俄狄浦斯，摧毁自我的幻象，超我的傀儡，负罪感，法律，阉割……它与那虔诚的摧毁无关，这样的摧毁是精神分析在一种善意的中立的分析之下所展开的。因为精神分析的摧毁隶属于黑格尔式的摧毁，这是保守的方法。那个著名的中立——被精神分析所称之为，敢于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消失或消融——如何不使得我们发笑？它告诉我们俄狄浦斯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所有可能的差异化的源泉，它将我们从可怕的非差异化的母亲当中拯救出来。然而，这个可怕的母亲，这个斯芬克斯，自身就是俄狄浦斯的一部分；它的非差异化不过是俄狄浦斯所创造的排他性的差异化的反面而已，它自身也是被俄狄浦斯所创造出来的：俄狄浦斯在这种双重的困境之下发挥着其必要的功能。它告诉我们俄狄浦斯这一次应被超越，这一超越的完成将依赖于阉割、潜能、去性征化以及升华。然而，阉割除了仍旧作为俄狄浦斯的n次方的力量，除了成为更为邪恶的象征性，还能是什么？潜能，这个纯粹的寓言，它将沉默附加于欲望机器之上，以便让俄狄浦斯能够在我们之上自我展开，发展壮大，积累其有毒的精液，从而赢得一个生成的时间，让其成长，将其自身传递给我们未来的孩子们，除此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去除阉割的困扰，去性征化以及升华，它们除去作为一种富有神圣性的接纳，一种对愧疚意识的无限的屈从，还能是什么？这种屈从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将其对阴茎的欲望转变为对男人和孩子的欲望”，而这种屈从对于男人来说则在于承担其消极的态度，并“屈从于其父亲的替代品”①。与其说我们已经摆脱了“俄狄浦斯”，不如说我们成为一个鲜活的实例，成为一个宣传，成为一个在行动中的定理，从而让我们的孩子也进入俄狄浦斯当中：我们已经在俄狄浦斯当中运演着自身，我们已经在俄狄浦斯中被结构化，在替代物的中性的、仁慈的目光之下，我们学会了阉割的颂歌，作为匮乏之存在的生命，“是的，正是通过阉割/我们接近了/欲欲欲欲欲望(Dééééésir…)”。这就是所谓的俄狄浦斯的消失。俄狄浦斯成为一个理念。只有观念可以注入毒液。俄狄浦斯应当变成一个观念，以便每一次能够重新长出他的胳膊，他的腿，他的嘴唇，他的胡子：“在对可追忆的死亡追溯当中，你的自我应当成为一种自然的定理，它经常证明生命的虚无。”②我们在俄狄浦斯之中被三角化，我们同时也将俄狄浦斯三角化。从家庭到夫妻，从夫妻到家庭。实际上，分析者的善意的中立是很有限的：一旦他不再回应父亲-母亲的分析模式，分析者就终止了。一旦人们在分析室中引人一个小的欲望机器，一个录音机的时候，分析者就终止了。一旦人们不再被俄狄浦斯，即一个三角形的模型所阻塞，从而让“流”流动起来的时候，分析者就终止了。(你们被告知已经拥有了太过黏稠的抑或太过液态化的力比多，这一点与分析的意指相左)当弗洛姆(Fromm)揭示出了精神分析的官僚化的存在。但他也没有走得太远，因为他没有看到究竟什么是导致官僚化的关节点所在；他还不足以召唤前俄狄浦斯以逃避俄狄浦斯：前俄狄浦斯，就如同后俄狄浦斯一样，它们都仍会将整个欲望生产—反俄狄浦斯—带回到俄狄浦斯。当赖希揭示了精神分析是服务于社会表象而使用的方式的时候，他也没有走得太远，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不仅是意识形态性的，二者之间的关联极为密切、极为紧密。精神分析直接依赖于经济的机制(在其中它与货币产生关联)，由此产生了诸多解码欲望之流，这些流在资本主义的公理当中被把握，它们必然诉诸家庭场域，在其中资本主义的公理得以实施：俄狄浦斯作为资本主义消费的最后一个词语，它从父亲-母亲的模型中吮吸营养，在分析室的沙发椅上形塑，并构筑三角模型，“原来如此”。相比于那些官僚与军队体系，精神分析也同样是一种吸纳剩余价值的有效机制。精神分析不是外在的，从根本上说，它的形式以及它的目的都通过某个社会功能显现出来。并不是倒错者，也不是那些孤独症患者可以逃避精神分析，整个精神分析自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倒错，一剂蹩脚的药，一个与现实的巨大断裂，它通过欲望的现实，一种纳西西斯主义，一种畸形的孤独症得以开启自身：这正是孤独症以及资本机器的内在倒错。最终，精神分析不再能以现实为尺度，它不再向任何外在世界敞开，它自身成为现实的证明，它自身证明的保障，人们将作为匮乏的现实重新带入外在与内在，起点与终点。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定的参照指数(index sui)，它除去自身抑或“分析的境遇”并没有其他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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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