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至上权力的形构当中(作为社会集群的资本-货币的平滑身体)，一个巨大的社会化公理已经取代了领土化的符码与专制的超符码化，它们曾界定了此前形式的诸多特质，同样的，群居性的、克分子式的集合也被构造出来，其中屈从的模式并不相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集合究竟是建基于什么基础之上而发挥效用的：整个的内在场域，总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再生产出来，总是不停地繁殖其所需要的诸多公理.总是被意象以及意象的意象所填满，横贯其间的是:欲望总是被规定为对其特定的压抑(帝国主义)的欲求，史无前例的某种解码化以及某种去领土化，它们在解码化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之间建构了某种联合，作为差异性关系(rapports différentiels)的体系。依据这一方式，铭刻与社会压抑都不再需要直接附加于身体和个人之上，相反是先于身体和个人而存在(公理、规范与应用)—某种作为流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对它的榨取从来不是仅仅通过两个同类的数量之间、同类的符码之间计算的差额而得出来的，而是，确切地说是通过两个异质性的大小所形成的差异性关联而得出的。而两个异质性的存在并不是隶属于一种力：资本之流与劳动之流，作为人化的剩余价值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本质当中；金融之流与支付、收入之流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货币铭刻当中；市场之流与创新之流作为机器性(machinique)的剩余价值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和银行的功能之中(剩余价值作为内在性的首要方面)—一个统治阶级，越是冷酷无情，越是不让机器为他们服务，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机器：在这意义上的独特阶级，满足于为自身抽取收益，这一收益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计算。由此，这一阶级在更深层面上充当着创造者、规范者以及那无法分配、无法被占有的庞大之流的守护者，这一“流”无法与工资和利润相类比。它在每一步上都标注出资本主义的内在边界，以及这些边界永恒的位移和它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生产(内在边界的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内在性场域的第二个层面，由“在毛利润中的金融回流-收入回流-工资回流”的循环性关系来界定)—生产中的反-生产的流溢，作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抑或吸收，借此方式，军队的、官僚体制的以及警察机构都被建基于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一经济基础直接生产出欲望的压抑的力比多的投注(反-生产作为内在性场域的第三个方面，表达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本质，为了生产的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固有条件之下)。并不是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至少不是它们的操作、它们工业化的抑或金融化的机制，呈现出资本主义机器的精神错乱，以及它合理化的病理学特质(并不是存在着某种虚假合理性，存在的是这一病理学的，以及这一精神错乱的真正的合理性。“因为相信我，机器在运行中”)。资本主义不会发疯，它从一开始就疯了，这就是它理性的来源。马克思的黑色幽默在于，资本主义的来源，正是源于它对于类似机器的痴迷：这架机器是如何被组装的？在何种基础之上它进行解码化和去领土化？它是如何发挥着自身的功能，从而能够更多地解码化，更多地去领土化？它是如何艰难地进行公理化，不断地让诸多“流”联结起来？它是如何生产出一个由灰暗的人们构成的可怕的独特阶级来维护这架机器？它究竟是如何能够通过从始至终依赖于激发欲望的投注而规避自己独自死亡的风险，反而让我们死亡？而这一欲望的投注并不依赖于富有欺骗性的和主观的意识形态来完成，并且它还能让我们最终高喊着：“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万岁！在客观中的隐藏着的资本主义万岁！”除了在意识形态当中.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那个自由的、慈父般的人。用以定义资本主义的那份残酷无法用原始社会中的残酷来衡量，其所拥有的恐饰也是专制体制下的恐怖无法去衡量的。工资的提高与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但这种现实性总是源于资本主义的某些补充性的公理，而资本主义总是拥有这样一种在其固有公理之上添加某些公理的能力，从而最终拓展了自身的界限(进行一些新的交易，愿意看到并认识到工会组织的强大，增加某种参与感，构筑一个独一无二的阶级，向俄罗斯迈进，既然俄罗斯已经朝我们走来，等等）。这个不断拓展的现实赋予这些岛屿得以存在的条件，然而，在这一现实当中，剥削日益严酷，匮乏以更为科学的方式被安置，类似于“犹太人的问题”的最终解决准备得太过琐碎，第三世界作为完整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被组织起来。资本主义内在界限在最为广泛的范围之内的再生产已经产生了多个后果：中心地区的增殖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将最为残酷的剥削形式从中心移到了边缘地带，但同时在中心地带繁殖出一些超剥削性(surexploitation)的飞地，支持了某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但并不是基布兹①式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给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带来麻烦，同时也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此不再存在隐喻：工厂就是监狱。它不是像监狱，它就是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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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