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那些读过我们所写的东西的人可能会对我们提出许多批评太过相信艺术抑或科学的纯粹潜能，而否定弱化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所扮演的角色；积极地诉诸欲望的非理性主义，确认了精神分裂式的革命；跌人所有那些有名的，太过有名的陷阱当中。这是一个很坏的阅读，我们并不知道哪一个会更好一些：是错误的阅读抑或完全不阅读？十分确信地是，一定还存在许多我们还未能想到的其他批评。但对于前者，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艺术和科学都包含着一种潜在的革命，并无其他。这种潜能在人们越来越少地去追问这些艺术和科学究竟想说什么的时候显现出来，把那些所指与能指强制性地留给专家们。但艺术和科学使得越来越解码和去领土化之流进入社会集群当中，被所有人感知，它们逼迫社会性的公理越来越复杂，被预先饱和了，直至于这一点，即艺术家和学者们将革命的客观性情景诠释为对国家的权威性规划的反叛，在其中，国家在本质上是无能的，并四处充斥着阉割(因为国家强加了一个富有艺术性特质的俄狄浦斯，以及一个富有科学性特质的俄狄浦斯)。其次，我们丝毫没有弱化阶级的以及利益的前意识投注的重要性，它们建基于基础结构之上，但我们赋予了它们更多的重要性，它们建基于属于另一本质的力比多投注征象所构筑的基础结构之中，这一结构可能与其相协调，可能与其相对抗。这只是对“革命是怎样被背叛的？”这一问题的一种提问方式。一种说法是，背叛不是等来的，它总是从一开始存在着(在革命性的群体当中保持着无意识的偏执狂式的投注）。如果说我们宣扬一种作为革命性诉求的欲望，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支持各色利益的显现，但从不支持欲望的显现，而后者却可能摧毁它的基础结构，哪怕它还在幼儿园当中。我们确信欲望作为全部非理性特质，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匮乏、饥渴或愿景，而是因为它是欲望的产物，欲望生产着的真实-欲望抑或在其自身之上的真实。最后，我们除了能够设想一个富有精神分裂性的革命抑或颠覆，不能设想出任何东西。相反，我们总是不停地将区分作为实体性的精神分裂症、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然而，作为过程的精神分裂症只能在空洞中，抑或在被压迫所强加于其上的最终的幻想当中，通过与那些停滞的关联，通过与连续性之间的关联而被界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是在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当中谈论分裂性的一极，其目的就是避免将精神分裂性的过程与精神分裂症的生产相混淆。精神分裂性的过程(分裂性的一极)是富有革命性的，其意义如同偏执狂的程序是反动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它脱离了整个家庭主义，并不是精神病理学的范畴使得我们去理解政治-经济的确定性，而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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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黑豹党人：1966年，两个青年黑人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黑豹党，坚持赋予黑人平等的权利。后来演变成为以暴力对抗种族歧视的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解体。译者注
②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hksman)在《战争的话语》中已经分析了这一反-革命的特殊公理的本质。(«Le Discours de la Guerre»,L'Herne,1967)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