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以来，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以及对愚人的研究就始终是被禁锢于家庭及其亲属关系的预设之内，被禁锢在人格化以及自我主义(moiique)的预设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追随着福柯，19世纪的精神病医师已经将家庭一方面视为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精神疾病的判定者。封闭的收容所作为一个人工家庭，负责将负罪感内化并承担责任，将愚人收纳其中，运用当下随处可见的父亲-孩子的关系来完成治疗。在这方面，精神分析非但没有脱离精神病学，反而把精神分析的要求带到了收容所之外，并首先强加给家庭某种“自由”的、内在的、富有强度的、充满幻想的效用，它似乎特别适用于那些被孤立起来的神经症。但是，一方面，有鉴于精神病患者的抵抗力，另一方面，则考虑到社会性病原学的必要性，致使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师在开放的条件下重新部署一个大家庭的秩序，对这个家庭的掌握一直被认为掌握了疾病和治疗的秘密。在将家庭按照俄狄浦斯进行内化之后，人们将俄狄浦斯外化于象征秩序，制度化秩序，共同体的、部门的秩序当中。存在着一个贯通于全部现代性意图之内的常量。如果说这一趋势在精神病理学的共同体当中的应用显得很幼稚，“返回到家庭的治疗”，向人格的确证的回归，向自我的整体性回归，所有一切都得益于在三角形的神圣形式当中的成功阉割，那么同样，另一趋势在更为隐蔽的形式之下在另一进程当中展开自身。拉康的象征性秩序被曲解，用来建立一个适用于精神病的俄狄浦斯结构，并将家庭坐标扩展到他们的真实的甚至想象的领域这并非偶然。体制分析(l'analyse institutionnelle)很难阻止重新建立人工家庭，这也绝非偶然，象征性秩序已经渗入这一治疗当中，它用臣服群体所具有的全部致命的特征改造了群体化的俄狄浦斯。但更进一步说，反精神病学在重新部署的家庭中揭开了社会和精神分裂因果关系的秘密。也许这就是神秘化最明显的地方，因为反精神病学在某些方面最适合打破传统家庭的参照。我们在对美国家庭的研究当中，事实上看到什么了呢？这些家庭正是被反-精神病专家所理解和把握的。被视为裂生性(schizogènes)的东西完全出自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家庭性机制，普通家庭的逻辑，换言之，几乎没有神经质。在所谓的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专著中，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认出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即例如贝特森“双重困境”(double impasse)抑或“双重认知”(double prise):哪一类父亲没有同时引发双重的矛盾性的禁令？“我的儿子，我们做朋友吧，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同时“注意，我的儿子，不要将我视为你的同伴”。这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产生精神分裂。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已经看到双重困境并不能界定特殊的裂生性的机制，但只能在其拓展的范围内被归纳为俄狄浦斯。如果在此存在着真正的困境，真正的矛盾，那只能是研究者自己所陷入的矛盾，因为当他试图指认裂生性的社会性的机制的时候，同时在家庭秩序中发现这些机制，而在社会生产和精神分裂过程却逃避了这些机制。这种矛盾在莱恩那里被特别地体验到，因为他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反-精神病学家。然而，当他着手与精神病理学的实践割裂开来，开始展开对于一种精神病的社会性缘起的指认，并呼吁治疗条件中将“旅行”作为过程的一种延续，以及将所谓“正常自我”的消解作为治疗的必要性前提的时候，他却再次跌人了对家庭性的、人格化的以及自我主义的理解公设之中，它们所引发的治疗不过是“在父母之间获得真诚确认”，一种“对诸人格的认知”，对真实自我抑或自己的发现，正如在马丁·布伯①那里一般。②除了遭到传统权威的敌视，反-精神病学的真正失败之处在于：他们再一次借用了家庭性的精神病理-治疗方式，借用了精神病理学的相关组织所采用的方式，最终莱恩自身退回到了东方。是否存在着另一层面上的矛盾，一种类似的情景？在其中，人们试图将拉康的教导激进化，人们将拉康的思想重新放置到了家庭的以及人格化了的轴线之上，—拉康在非-人的“客体”当中指认了欲望的原因，这一原因与人格自身相异质，在最低限度的同一性的条件之下，它逃避了主体间的相互协调以及意指(signification)的世界。
① 塔纳托斯(Thanatos)，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译者注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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