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欲望”为核心概念重述历史，从而也即将资本逻辑作为人类历史的内在结构，否则偶然性的历史也不可能真正变成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普遍性历史的形成是资本逻辑特有的力量。
于是，对于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劳动与资本的相遇的确是在某种特定的技术机器作用之下成为可能的。这一独特的技术机器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将“全部的解码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进行合取”。在此，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此处德勒兹与加塔利所使用的“合取”概念，不仅其内涵所指可被理解为“相遇”，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词形与晚期阿尔都塞在构筑多元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中所需的 conjoncture（情势)概念的相似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在被动综合的语境中所使用的“合取”概念，可被理解为一种特定情势下的相遇：这个特定的情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语境中即意味着资本逻辑的普泛化，用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的术语即可表述为“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换言之，只有当资本逻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逻辑之后，原本属人的劳动原则与非人的资本才能真正实现融合为一的相遇。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②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③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u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④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 26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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