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个幻想的案例：“人们打孩子，孩子挨打。”这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幻想，其中欲望投注于社会领域及其被压迫的形式之中。如果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场景、一架欲望-社会机器，面对这架机器，我们不能抽象地思考生产，将其与女孩、男孩分割开来，就如同在每一个阶段中，那个小我做着属于自己的事情，只是和它的爸爸妈妈一起而已。相反，我们应该将生产与反-生产的女孩-男孩、父母-践行者，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完成的状态来加以思考，不仅立足于每一个个体，同时放入社会集群当中，后者统御着群体幻想的有机化。男孩被老师打，作为一个挨打的引发者，构筑了引发女孩爱欲的场景(观看的机器)，同时，男孩体会到一种受虑的快感(肛门机器)。正是在女孩面前，他们才能被看到，并且。女孩也只有在男孩面前才能体会到惩罚的快感，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合唱、一个蒙太奇：让我们回到远征越南途中的一个小村庄，呈现于眼前的是含泪的姐妹们，陆战队的坏蛋们被教官毒打，在教官的腿上坐着母亲，他们在其中获得的快感是多么恶毒，多么折磨人！这是多么邪恶，又是多么美好！在电影《十七度纬线》(Dix-septième parallèle)中，巴顿上校，一个将军的儿子，向他勇敢的士兵呼喊着，他们都是善良的，他们爱父亲，爱母亲，爱他们的祖国，他们为他们死去的战友哭泣。随后，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同一个穿着制服的偏执狂一般呼喊着，以如下这句话结束他的讲话：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铁血杀手。显然，当传统的精神分析做如下阐释，即教官是父亲，那么同样上校也是“父亲”。甚至母亲自身也仍然是父亲，她将欲望诉诸家庭的规定性，而与力比多所投注于其中的社会领域毫无关系。当然，在此父亲的某种东西与母亲的某种东西总能在意指链条中被捕捉到，父亲的胡子，母亲抬起的手臂，但它们是在诸多要素当中被悄悄带入的。俄狄浦斯的术语并没有构筑一个三角形，而是辐射到社会领域中的所有角落之中，在教官腿上坐着的母亲，在上校旁边的父亲。群体的幻想被连接到社会集群之上，并在社会集群中获得机器化的操作。被社会集群所强奸，渴望被社会集群所强奸，并不是源于父亲或者母亲，父亲与母亲正是作为这一转换抑或操作的下属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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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温和地)反对对于“女性问题”所展开的弗洛伊德式的以及精神分析式的概念，不管是性欲的还是社会的。参见LaFemmeMystifiée,1963,tr,fr, Gonthier, t. I , pp. 114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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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