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群体性的幻想的观念在体制分析的视角下被详尽阐发的时候(在拉·博德[La Borde]团队的工作中，在简·乌里的周围)，它首要的任务是在本质上与个体幻想进行区分。显而易见的是，群体的幻想无法与“象征性”(symbolique)的关联分割开来，这种象征性关联界定了作为真实的社会领域，而个体性幻想则将这个领域整个地诉诸“想象性”(imaginaire)的既定存在。如果我们对这一最初的区分进行延伸性的讨论，我们会看到个体的幻想自身与既存的社会领域相联结，但是在某种想象中获得把握和理解，这些想象，在个体、在自我的虚假命运的庇护之下获得了某种超验性或者不朽性：将军会说，尽管我牺牲了，但我的部队得到了不朽。个体幻想对于死亡冲动具有重要性，因为不朽会在自我当中赋予既存的社会秩序压抑的投注、身份认同、“超我化过程”(sur-moiisation)以及阉割。所有欲望-屈从(les résignations-désirs)(成为将军，获得低、中、高的军衔)都包含着为了服从这一秩序不得不具有的对死亡的屈从，而这一冲动自身却被投射于外，并转而与他者相对抗(与所有陌生人隔绝，与一切不属于我们群体的人隔绝）。群体幻想的革命性维度相反存在于这样一种力量当中，即让体制自身作为有死性的存在而存活着，它的毁灭与它的变化都依赖于欲望与社会领域的联结，在其中死亡冲动成为真正的、体制化的创造性。就在这里，在富有革命性的体制与那些既定秩序中体制间的交流法则所具有的惰性规范之间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区分，至少是形式上的区分。正如尼采所说的，教堂、军队与国家，在这些疯狗当中哪一个甘愿死亡呢？由此带来了群体性幻想与个体性幻想之间的第三个区分：个体性幻想将自我作为主体，这个自我被法定的且具有合法性的体制所规定，在其中它“自我想象着”，甚至在其倒错的形式中仍然服从于法则所强加于其上的种种析取的有效性选择(例如俄狄浦斯式的同性恋）。而群体性幻想则仅将一些冲动自身作为主体，并且用富有革命性的体制构筑了欲望机器。群体性幻想包含着所有的析取，在其中所有一切都被剥夺了其人格化的身份，也不再存在特异性(singularités)，它们在与他者的关系当中所追随的是部分客体之间的相互勾连：在无器官身体之上，每二个都进人另一个身体之中。皮埃尔·克罗索斯基很好地指出了一种颠倒的关系，这一关系将幻想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这取决于经济法则是否在“精神病理性的交换”(échanges psychiques)中构筑了一种反常，抑或相反，精神病理性的交换是否推动了对法则的颠覆：“由于群体体制层面的时间错乱及其相对性，单个状态能够依据其自身的强度或多或少地弱化体制自身，并反过来将体制自身视为错乱的。”①两种幻想，特别是两种制域被区分开来，其区分的依据在于“善”的社会生产以自我为中介将自身的法则强加于欲望之上，其中虚幻的整体通过善自身得以保障；或者这一区分还可依据情动(affects)②的欲望生产将自身的法则强加于各色体制之上，这些体制的构成要素只是一些冲动。就此而言，如果我们仍能够谈论傅里叶意义上的乌托邦，那么这一乌托邦将不再是作为一个理想的模式，而是作为行动以及革命的热情。在最近的著作中，克罗索斯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贫乏的平行论的方式，在这一平行论中，我们总是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之间进行争论：克罗索斯基发现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都是欲望的机构，并且诸多情动或者冲动构成了经济基础(l'infrastructure)自身的一部分。这些要素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呈现整体，在经济形式中它们构造其自身的压抑以及对于这一压抑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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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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