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一下弗洛伊德的另一个文本，在其中俄狄浦斯已经被指认为一个“核心情结”(Complexe nucléaire):《一个正在挨打的孩子》(1919)。读者不得不具有一种奇怪的躁动感。其中父母亲的主题从未如此清晰可见，它也从未被如此充满激情与决心地确定：俄狄浦斯的霸权在此仅建筑于匮乏之上。因为最终，在孩子那里被设定的三个妄想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爸爸还未出现，第三阶段是爸爸不会再出现：在剩下的第二阶段中，爸爸以“明确无误”的姿态绽放全部光彩——但“第二个阶段从未真正地存在过，它总是在无意识中持存着，它从未通过记忆而被唤起，它只能是分析的重构，并且是必要的重构”。这一幻想所关涉的究竟是什么？它所关涉的是一些男孩在一些女孩的面前挨了某人的打，比如挨了老师的打。从一开始，我们就遵从于弗洛伊德的双重还原，这些还原不是幻想施加的，而是通过弗洛伊德的预设而被强加于其上的。一方面，弗洛伊德试图有意地将幻想的群体特性还原为一个单一的纯粹个人的维度:挨打的儿童以某种方式成为宾格的我(“主体自身的替代”)，而打人的人则是父亲(“父亲的替代”)。另一方面，幻想的各色变身以析取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其效用则应排除在外。由此，存在着一个男孩系列与一个女孩系列，它们是非对称的，女性幻想也有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男孩被老师打”，而男性幻想却只包含两个阶段，后一阶段为“我妈妈打我”。两者共有的一个阶段(女孩的第二阶段与男孩的第一阶段)毫无疑问地确证了在这两种情境下父亲的主导性地位，但这是一个著名的非存在的阶段。这种类似的情境总是发生在弗洛伊德那里。在两性之中总是应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一个缺失某种东西，另一个也要缺失。但这种缺失在两个不同的系列中并非对称性存在，从而构筑了一个析取的排他性、有效性：你是女孩抑或是男孩？对于俄狄浦斯及其“解决方案”来说也是如此，在男孩与女孩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对于阉割，以及阉割在两性中与俄狄浦斯的关系而言也是如此。阉割，一方面是两性共同的命运，也就是说，菲勒斯占据着优势，并具有先验性；另一方面，它在两性之中存在着排他性的差异，在女孩那里，阉割呈现为对于阴茎的欲望，而在男孩那里，则作为一种对丢失的恐惧或者对于被动态度的拒斥。这一共同的东西应该构建某种无意识的析取的排他性效用我们学会了顺从，顺从于俄狄浦斯，顺从于阉割，女孩放弃了对阴茎的欲望，而男孩则放弃了男性(mâle)的抵抗，简言之，“性别的升华”(assomption du sexe)①。那个共同的东西，那个巨大的菲勒斯，两个方面都包含着不可重叠的匮乏，是纯粹的神话：它如同一个否定性的神学，它在欲望中引入匮乏，构造系列，为这一系列添加一个目标、一个起源以及屈从于这一系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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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朗索瓦·莎莱特(François Chatelet)关于这一点的精彩评论可参见«LaQuestion de I'Athéisme de Marx», in Etudes Philosophiques, juillet 1966。(译文参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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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