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幻想与个体幻想之间的区分的展开最终向我们表明并不存在个体的幻想。存在的只是两类群体，主体-群体与奴役-群体—俄狄浦斯与阉割构成了想象的结构，在其形式之下，奴役、群体的成员被要求作为隶属于群体的个体来生存和幻想。应该说两类群体处于永久的变动当中，主体-群体总是面临被奴役的威胁，奴役-群体在特定的场景下可能被迫去担当某种革命的角色。最让人担忧的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作为排他性析取的幻想，并将其抽象为个人或者虚假-个人的维度，后者在本性上与奴役-群体相关，它们不再进行颠覆的操作，在群体的潜在革命性的幻想当中悠然自得。当我们意识到教官是父亲，上校是父亲，母亲也是父亲的时候，当我们将社会生产与社会反生产的践行都诉诸家庭的再生产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癫狂的力比多不再会冒险离开俄狄浦斯，而是被其内化了。在被述主体(1'énoncé)与表述主体(l'énonciation)的双重阉割的形式之下，俄狄浦斯内化了力比多，它以虚假-个体为特性(“在你的理解中，自我，作为一个人，而我所判定的自我，则作为法官，作为老板，作为上校或者将军，换言之，作为父亲”)。但这种双重性是人为的、派生的，这种双重性在群体幻想当中假定了一种被述主体与表述主体之集体践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
一方面作为压抑的避难所、教会的收容所，另一方面则作为契约性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contractuelle)，体制分析试图探索一条艰难的道路。从一开始，精神分析的关系就被形塑为最为传统的资产阶级医生的契约关系：虚假的第三方视角，伪善的金钱为精神分析者带来新的可笑的判定。假意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再生产出无限的诉求，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矛盾，无休止地提出不竭的转变，总是提出新的“冲突”。当我们听说最后的分析仍然是以失败告终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惊讶，尽管在分析者的脸上挂着些许微笑。让我们感到惊讶的还有：我们被告知了许多相关的分析，在这一过程中，诸多“病人”总是梦想着被邀请到分析师的家里去吃饭、去喝一杯，这样过去很多年之后，看起来病人似乎从未丝毫减少对分析师的依赖。在整个治疗当中，被热衷谈论的欲望，那个让我们狂躁、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屈膝、让我们躺在沙发上、让我们驻足于此地的欲望究竟是如何被祛除的？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弗洛伊德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文本：《已完成的分析与无休止的分析》(Analyse Terminée et AnalyseInterminable,1937)，我们不愿采纳新近的一个译名，即《有限的分析、无限的分析》(Analyse Finie，Analyse Infinie)。因为有限-无限是数学抑或逻辑学的概念，所针对的是一个实践的抑或具体的特定问题：这样的一个历史是否有一个终结？我们能否用一个分析来对其加以终结？治疗的过程是否能够自我终结？这一过程能否被完成？抑或这是一个无限的连续过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能否消解现实既有的“冲突”，我们能否让病人免于此前的冲突，我们能否在预先规定的目标之下重新激发出一些冲突？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存在这样一种非凡的美妙：不知为何，某种令人沮丧、失去魅力并充满懈怠的东西，在完成的文本中却同时表现为一种从容与确定性。这是弗洛伊德的遗产。他将走向死亡，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某些东西并不正确：治疗越来越趋于无休止！他知道他将不会看到这一转向的开始。然而他对治疗中存在的障碍进行盘点，与那些从容淡定的人一起，后者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视为珍宝，同时也看到了它已经溢出的毒素。如果欲望经济学(économique du désir)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定量(quantitatif)的问题，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它强化了自我与冲动之间的对抗。这个显著的自我强大而成熟，在规范的自我与分析师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某个条件”。在欲望经济学当中存在着定性(qualitatif)的要素，它构成了治疗的障碍，弗洛伊德总是自责自己没有给予这一点以足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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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