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弗洛伊德自己已经有一个鲜活的意识：当其陷入无意识之中的时候，俄狄浦斯就与这种双重困境无法分割。因此在其1936年给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信中，他这样说：“所有成功的法则似乎都是为了远离父亲，而同时对父亲的超越似乎又总是被禁止的。”当弗洛伊德呈现出整个的历史-神话学(historico-mythinoe)的系列之时，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俄狄浦斯的一边与死亡的确定性相连，而它的另一边却重新与父权制的恢复和内在化相连(“在新的层面上重建老的秩序”)①。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环节，一个著名的中间环节，它毫无疑问是最为伟大的精神分析神话：这个社会是一个“兄弟”社会，它禁食一切诱发犯罪的恶果，并用了必要的时间进行内化。但我们被警告：这个兄弟的社会是一个忧郁的、不稳定的并且危险的社会，它需要重新发现等同于父母权威的东西，它应带我们走向另外一边。按照弗洛伊德的这个思路，美国社会、工业社会是被一个匿名管理者管理的社会，是一个权威消失的社会。它们向我们重现了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因此这个社会的任务也就想当然的是找寻一个原初模式，以便能够恢复父权的等价物(例如米切利希惊人地发现，英国皇室的存在，在今天看来也不是什么坏事)。②显然，我们离开俄狄浦斯的一极，只是为了过渡到另外一极。完全没有出路，不管是神经症抑或正常人。兄弟社会没有重新发现任何与欲望生产和欲望机器相关的东西。相反，它只是遮蔽那个中间环节的面纱。对于那些不愿意以任何一种形式，或在任何一级上被俄狄浦斯化的人，精神分析就将他们交给收容所或者警察。警察和我们站在一起！精神分析从未如此彻底地表现出自身对于社会压抑运动的依赖以及对于所有力量的介人。不要以为我们构造了某些精神分析的民间形态。并不因为如在拉康思想那里一般，人们已经构造出诸多精神分析的另类概念，我们就可以不重视那些被广泛认同的主调，若著盖德尔（Mendal)博上，以及斯坦福尼(Sl6phare)博士，他们所陷人的愤，以及他们如警察股严厉的诉求，即认为有些人可能会逃离俄徒浦斯的餡阱。俄狭浦斯对卡那些不再相信它的人而言更为危险：在此，警察替代了大卡教。在这一意义上说，最为深刻地对双重束缚进行分析的例手可以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找到，即这种双重束缚存在于家庭和国家之间—在家庭权威的俄狄浦斯与社会权威的俄狄浦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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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雷戈里·贝特森及其合作者：《指向一种精神分裂症的理论》(«Towardsa Theory of Schizophrenia»，BehavioralScience，1956)，参见皮埃尔·费迪达(Pierre Fédida)的评论，«Psychose et Parenté»,Critique,oct. 1968。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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