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双重束缚”来说明两种相互矛盾对立着的秩序(例如一个父亲对儿子说：过来，你来批评一下我吧，但在这句话之下显然所有有效的批评，至少某一类批评是不被欢迎的)。贝特森认为这是一种特定的精神分裂式的情境，它在罗素那类理论的视角下将是“毫无意义的”。①对于我们来说，双重束缚，也就是双重困境，它是一种日常情境，是极端俄狄浦斯化的状态。在形式化的情况之下，这种双重束缚还会抛出另外一个罗素式的无意义的类型：一个可替换的选项，排他性析取在与构筑另外两项或者另外两个子集的原则相关联当中获得自身的界定，并且这一原则自身也在可替换项之中(这与当析取是包含性的时候完全不同)。精神分析的谬误的第二个悖论就在于此。简而言之，“双重束缚”不过就是一个俄狄浦斯的集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俄狄浦斯应该被呈现为一个系列，或者被呈现为在两极之间的摇摆：一极为神经症式的确定性，另外一极为所谓正常的内在化过程。一极与另一极完全相同，都是俄狄浦斯式的，都是双重困境。如果说精神分裂者在此作为一个实存被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是唯一可以逃避这个双重困境的方式：在此常态并不比神经症更有出路，解答并不比问题更少阻碍。由此，它被再次折叠（sereplie）人无器官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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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Besançon, «Vers une Histoire Psychanalytique»,Annales, mai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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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