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艺术史学家和文化卫道士们错了，因为他们总是在抱怨，用风格来决定力量的基础已经土崩瓦解了。对机械再生产的目的来说，特别是当文化行家们(cognoscenti)极力颂扬前资本主义的淳朴历史的时候，任何事物的固定配备，甚至是尚未完全形成的配备，都要比任何普遍的、严谨的和通行的“真实风格”高出一筹。帕莱斯特里纳绝对不会像纯粹派音乐家那样，把每个未准备好或未解决好的不和谐音符删除掉的，而会像爵士乐音乐家那样，不拒绝使用任何比较杂乱的音符。如果要把莫扎特的音乐改变成爵士乐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对莫扎特音乐中某些严肃和重要的内容的改变，而且也是对莫扎特音乐旋律的改变，而莫扎特的旋律比我们今天通行的要简单得多。中世纪的建筑家们在仔细研究教堂窗户和雕塑的主题时，绝对不会像制片厂的某些机构在最终通过选题之前，对巴尔扎克和雨果的作品进行细致检查那样苛刻。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在根据更仁爱的神圣教义的规定，来决定让罪孽深重的人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苦难时，也绝对不会像蹩脚史诗的杜撰者在计算英雄究竟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或者是小姐的裙边究竟要提到什么样的确切高度等问题时那样细致。不管是被禁止的，还是被许可的，是明显的、还是含蓄的，是通俗的、还是晦涩的，各种目录不仅规定了自由的区域，也规定了其中所蕴涵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目录，任何事物都变成了被设计出来的细节。就像它的对立面先锋艺术一样，娱乐工业也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词汇。要想获得符合原有模式的新效果，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了另一种规则，每当新的效果带来脱离原有秩序的危险时，这一规则就会进一步强化习俗的力量。每个细节都固定不变，如果它不是与生俱来或一见中意的事物，那么什么都不会出现。而对那些演艺明星来说，不管是生产还是再生产，他们都会以同样的热情自如流畅地使用这种语言，似乎在很久以前，这种语言就已经以沉默的方式存在着了。这就是在生产领域中的自然理想，它的影响越有力，就会形成越完美的技术，用来消除成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本质而言，这样一种例行化过程，既是一种悖论，又带有嘲讽的意味，在文化工业所产生的一切事物中，人们可以察觉到这种情况，然而它却总是占有优势地位。当一个爵士乐手在演奏一段严肃音乐，一段贝多芬最简单的小步舞曲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就会切分原来的音乐，当别人要求他按照正常的节拍来分节演奏时，他就会露出不屑一顾的微笑。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它已经被某种特殊媒介所产生的持久的、过度的需要复杂化了，这种自然既构成了某种新的风格，同时也变成了一种“非文化体系，就此而言，如果说谈论野蛮的风格真的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人们甚至可能会承认一种特定的风格统一体’了”[1]。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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