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格化形式的普遍约束，甚至超出了那些官方制裁和禁令的范围；今天，人们很容易接受不遵照32节拍或第9音域的规定而写成的流行歌曲，而不接受那些包含最缜密的旋律或和声细节、却没有独特风格的流行歌曲。无论何时，只要奥森·威尔斯(Orsen Welles)触犯了商业规则，他都会得到原谅，因为人们认为他偏离规范的做法，完全是可以预计到的事情，这种做法可以更有力地证明系统的有效性。明星和导演必须很“自然”地生产出具有一定技术特点的风格，使人们能够适应它，同时，对这种风格的限制也发展到了非常细致的程度，先锋派在精心设计自己的作品用来对抗真理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在文化工业的所有分支领域里，谁要具备了这种不可多得的能力，能够不断履行自然风格所要求的义务，那么这种能力就会变成一种效率的标准。不管他们说什么或怎么说，它必须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用日常语言来衡量。制片人是专家。风格需要它能够吸收和消费的惊人的生产力。它会像恶魔一般，僭越人们以往从文化习俗的角度出发对真实风格与伪造风格之间的区分。一种风格之所以被称为是伪造的，是因为它没有依据形式的那种无法驾御的冲动而被强行制造出来。然而，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却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艺术专家，以及主办人和审查官之间有关那些完全超出可信性范围的谎言的争吵，已经证明今天不再有审美的内在张力了，剩下的只有各种杂乱无章的兴趣。有时候，专家们也许可以在最后残存下来的客观独立性中找到自己的避风港，但他们的声誉已经与教会的商业政治或制造文化商品的企业发生了冲突。不过，从根本上说，当有关当局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事物本身已经被对象化了，已经成为了切实可行的力量。甚至在查诺克(Zanuck)接受圣伯纳得特(Saint Bernadette)以前，圣伯纳得特就已经被后来的圣徒传记作者当成是所有利益集团的传声筒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性格情感的东西。因此，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抑制无法驾御的物质冲动来检验自身了，它本身就是对风格的否定。普遍与特殊之间的调和，规范与特定的需求之间的调和以及惟独能够为风格提供本质的、有意义的内容的成就，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连所有对立两极之间最微弱的紧张状态都消除掉了：这些相互协调的极端状态软弱无力地统一了起来；普遍替代了特殊，或者相反。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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