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食客总归得对菜单感到满意吧。面对所有光彩照人的名字和形象所吊起来的胃口，最终不过是对这个充满压抑的日常世界的赞颂罢了，而它正是人们想要竭力摆脱的世界。当然，艺术也不是性展览。不过，艺术作品却代表着否定性的剥夺，虽说它不允许卖淫，却采取了调节手段挽救了这些曾经受到禁止的活动。审美升华的秘密就在于，它所代表的是背弃的诺言。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它通过不断揭示欲望的肉体、淌着汗的胸脯或运动健将们裸露着的躯干，刺激了那些从未得到升华的早期性快感，长期以来，习惯性的剥夺已经把这种早期性快感还原成为受虐的假象。尽管它会产生调动和刺激作用，但它还不算是一种性冲动，它确切地指出，事情还没有发展得那么远。海斯局认为，文化工业所确立的正是一种坦塔罗斯(Tantalus)仪式。艺术作品既是苦行主义的，又毫无顾忌；文化工业既淫秽不堪，又假正经。爱情堕落成为罗曼史。这样，就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甚至许可证也以市场特殊性的名义得到了配额，商业叙述的语言就是“胆量”。于是，性的批量生产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萧条阶段。正因为每个影星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们便爱上了他们，他们从一开始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复制品。每个男高音听起来都像是卡鲁索的录音，得克萨斯女孩子们的“自然”形象就像是好莱坞模塑出来的模特。在对美进行机械复制的过程中，文化狂热不仅全心全意，而且有条有理地带来了对个性的偶像崇拜，它没有给无意识崇拜留出任何地盘，而后者曾经是构成美的基本要素。用幽默来庆贺对美的征服，是所有剥削所带来的幸灾乐祸式的快乐。之所以会发出笑声，是因为并没有什么可供嘲讽。无论是排解的笑声还是恐怖的笑声，总归在恐惧消失的时候产生。笑声意味着人们已经逃脱了身体上的危险或逻辑上的控制。排解的笑声是摆脱权力的回声；用屈从恐惧的办法去战胜恐惧，当然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笑声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权力的回声。而取乐则是一种很有疗效的沐浴疗法。快乐工业绝对不会不对此作出规定。它把笑声当成了施加在幸福上的欺骗工具。幸福的时刻是不会有笑声的；只有轻歌剧和电影才把性连同不断回响的笑声一并展现出来。但是，波德莱尔和荷尔德林都没有多少幽默感。在虚假社会里，笑声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与幸福作对，而且还把幸福变成了毫无价值的总体性。嘲笑就是愚弄，根据柏格森的说法，笑声中的生活冲破了羁绊，实际上，它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野蛮生活，每当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总是首先进行自我确认，再去炫耀无所顾忌的自由。于是，咧着嘴大笑的观众就变成了对人性的滑稽模仿。每个成员都是一个追求快乐的单子，准备为任何事情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和睦相处不过是一幅团结的漫画。这种虚假笑声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对最快乐的笑声的强制性模仿。欢乐是件很严肃的事情：res severa verum gaudium。[3]苦行理论认为，是性行为而不是苦行主义放弃了人们本可以产生的狂喜状态，情人们坚决否认了这种理论，因为正是对不幸的预感，才使他们把生活托付给了瞬间。在文化工业中，愉快的否定代替了狂喜和苦行所发现的痛苦。最重要的法则乃是，他们不能以任何代价来满足欲望：他们必须发出笑声，而且要对笑声感到满意。在每个文化工业产品里，文明所带来的持续否定作用再次显现出来，并强加给了受害者。为他们提供这些产品，就是剥夺这些产品。这便是在色情电影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因为电影中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场面，所以所有电影都把交媾当成了自己的关注焦点。在电影中，任何不合法却没有受到惩罚的关系都受到了明令禁止，这比不允许百万富翁未上门的女婿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禁令更重要。与自由时代相比，工业化文化和大众文化也许会使人们更加憎恨资本主义，不过，这种文化还是无法摆脱阉割的威胁。这才是最根本的事情。4]它要比人们从影片和现实生活中系统接受的一成不变的形式流传得更久远。今天，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不再是以妇女组织形式来宣扬自己的清教主义，而是制度所固有的必然性：不要把顾客甩在一边，一刻也不要让他怀疑反抗的可能。这一原则规定，应该向顾客表明，他的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且应该预先说明这些需要，以便让他感到自己是永恒的消费者，即文化工业的对象；不仅要让他相信这样的欺骗是一种满足，而且要进一步表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都必须忍受文化工业提供给他的东西。整个文化工业所作出的承诺就是要逃出日常的苦役，就像在卡通片里，黑暗中父亲拿着梯子去解救遭到绑架的女儿一样。然而，文化工业的天堂也同样是一种苦役。逃避和私奔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最后总归得回来。快乐本该帮助人们忘记屈从，然而它却使人们变得更加服服帖帖了。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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