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通过对巫术时期的模仿形式实行有组织的控制，最后又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理性实践，即劳动，替代了适应其他一切以及与之相应的模仿行为的有机形式。不受控制的模仿被取缔了。手持夺光利剑的天使把人类驱逐出了天堂，踏上了技术进步的大道，而天使本身成了这种进步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统治者不允许他的顺民和被征服了的大众返回到单纯模仿的生存方式，实行了对偶像的宗教禁律，流放了艺人和吉普赛人，使孩子变得不再像孩子，这些严厉之举成为了文明的条件。社会和个体的教育为人们强化了人在客观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并使其不再与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相互发生交流。所有的专注以及所有的献身都有一种戏仿的特征，而自我却在对这种戏仿的坚决抵制中被塑造了出来。正是在自我构成的过程中，反射性的模仿变成了有限性的反思。“抽象的认识”(Rekognition im Begriff)[1]，即同对异的把握，代替了对自然的生理适应过程。但是，一旦平等的状况被确立起来，模仿的直接平等性，综合的间接平等性，在盲目的生活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条件的适应，在科学概念的形式化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比较等，仍旧摆脱不了一种恐惧状态。社会继续把带有威胁力量的自然当作一种持续而有序的强制力量(Zwang)，而这种强制力量正是个体自我持存的力量；与此同时，社会也作为一种支配自然的力量来反作用于自然。科学就是不断重复，它被精确化为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被存留为一成不变的定式。数学公式就像原先的巫术仪式那样，成了一种有意识的不断还原，一种对戏仿的最高级的证明。技术为了促进自我的生存，也不再像巫术那样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循环，来完成逐渐接近死亡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胜利的欢声中，人类的表现不仅成为可以控制的东西，而且也成为无法规避的强制力量。所有存留下来的对自然的适应力也只不过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今天，所有关怀和厌恶的表情都是对自然的盲目支配，都是与颇有远见的目的性同流合污。
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所有实践经验中所固有的模仿痕迹都被遗忘抹平了。回归自然的无情禁律变成了一种宿命；这种否定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它再也无法得到有意识的实现。那些被文明刺花了双眼的人们，只有在某种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中才能感受到自已所具有的已经成为禁忌的模仿特征，而他们是从其他人那里才看到这些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因此，它们是合理化环境中仅剩的一些个别行为举止和行为方式，是一些令人尴尬的残余因素。那些看似被排除在外的陌生东西，实际上却令人那么熟悉[2]。这些就是在文明压抑下相互直接接触所形成的传染性行为，诸如触摸、抚慰、偎依、哄诱等。今天，这些本能冲动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有失体统。它们似乎要把那些早已物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度变成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为此，它们总是试图对顾客阿谀奉承，对债务人威逼恫吓，对债权人苦苦央求，以求打动他们。最终，所有这些本能冲动都发挥了痛苦的作用，情绪也不再激动，渐渐平静下来。一切没有被操纵的表情，看上去却总像是怪相(Grimasse)，这种怪相在电影中，在私刑中，以及在领袖的演讲中经常能看到，实际上是一种被操纵的表情。但是，放纵的模仿行为却是古老的统治方式的标志，它深深地烙在了被统治者的生活之中，并通过婴儿时期里的无意识的模仿过程，从衣衫褴褛的犹太乞丐到富得流油的银行家，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去。与此同时，这种模仿行为也会引起人们的愤怒，这是因为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一种古老的恐惧形式，而人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把这种恐惧彻底忘掉。文明人真正觉得愤怒的是强制性的因素，是迫害者和受害者在怪相中并无什么差别的愤怒。致命的现实映衬着的是无力的假象，游戏则衬托在严肃当中。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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