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所驾驭的精神动力，就是这种理性化的厌憎。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借口，都表明它无法摆脱模仿的诱惑，他们不敢公升地，也就是说，不敢体面地违背现实原则。他们不能容忍犹太人，却不得不效仿犹太人。从根本上说，没有哪个反犹主义者不想效仿他们所说的犹太人。而这本身就是模仿的特征之所在：比如说，争执不下的手势，美妙动人的歌声，心照不宣的感觉，以及作为用观相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天性的相鼻术，即依据人的脸部轮廓而描绘出来的性格特征等。带着泥土的气息，人们细致入微的多重嗅觉总是体现为一种对低等生存方式的原始渴望，一种与自然环境直接和谐一致的原始渴望。因此，在所有感觉中，只有嗅觉—它可以不通过对象化的方式被吸引—才迷失在“他者”之中，并与“他者”认同。嗅觉能够把感知和被感知的事物融于一处，它比其他任何感觉都更有表现力。在视觉中，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就是自己；但在嗅觉中，我们却总是觉得自己升华了一步。因此，在文明制度中，气味就是一种耻辱，是社会底层的标志，是下等种族，低贱的动物。如果通行的禁律被理性化过程取消掉，以便实现具有实际意义或表象意义的目的的话，那么，文明人也只允许沉溺于这种快乐之中。只要人类的终极目标还能毫无疑问地存在下去，被禁止的欲望就会得到承认———这只不过是一句笑话或玩笑而已，或是一出满含悲怜的恶作剧。模仿作为一种被人鄙视和鄙视别人的行为，总是被人狡诈地加以利用。谁要是为了去掉“难闻的”气味而想闻闻它的话，谁就会模仿着学会嗅到他的内心，获得一种非理性的快乐经验。文明人“彻底净化”着被人禁止的冲动，他们考虑的是与禁止这种冲动的机制达成无条件的一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行动才能够被接受。但一旦人们越出了被允许的界限，欢笑也会接踵而至。这就是反犹主义的应变模式。反犹主义者总是在官方宣布一项通行禁令的时候，聚众欢呼，以示庆祝，禁令使他们成为一个集体，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的狂呼乱叫就是有组织的哄堂大笑。他们的诬告和威胁越是可怕，愤怒越是强烈，他们对别人的嘲弄就越是肆无忌惮。愤怒、嘲弄和刻毒的模仿，原本是同一回事情。法西斯主义常规、仪式中的纪律、制服以及一整套不合理的机构编制，其意义都在于促成模仿行为。他们挖空心思构想出来的标志(任何一种反革命运动都是这样做的)、骷髅和面具、疯狂的击鼓节奏、单调乏味的语言和手势，都只不过是巫术活动中有组织的模仿行为，都是模仿的模仿。掌管支配大权的领袖总有着扭曲的面容和近乎于癫狂的卡里斯马情结。他带领大家在欢快地跳着圆舞。领袖本身就是一个代表：他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正是他禁止他人所做的一切。希特勒能够像小丑一样装腔作势，墨索里尼能够像外省头面人物那样错话连篇，戈培尔能够像他要斩尽杀绝的犹太代理商那样信口雌黄，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能够像他所扮演的受难基督那样布施真爱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进行更残酷的血腥屠杀。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特征还表现在，它竭力用受压迫的自然对统治的反叛来直接为统治服务。
启蒙辩证法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