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良心被加倍提防起来；资产阶级精心培植起来的对妻儿老小的责任，被个人遵从规定的持续必然性替代掉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德国使徒想象不同的是，良知表现为把自我彻底奉献给外部物质世界的，表现为占有他人真实利益的能力。这是一种反思能力，它兼蓄着接受力和想象力。由于大工业利益集团通过消除独立的经济主体，通过替代经营自主的商人，通过把工人变成工会的对象，彻底摈弃了道德选择的经济基础，因此，反思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走向萎缩。而可以带来自我罪责意识的灵魂，也会遭到彻底破坏。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人对自已和他人的责任已经被替代为个人对特定制度的遵奉，即使其中还残留着一种古老形式的道德评判。同时，良心法庭的发展也不再拥有内在的、本原的、发自内心的冲突所提供的基础。内在化的社会法令不仅使其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开放，而且能够使其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甚至成为一种反叛力量，然而，代替它的是与固定僵化的价值尺度瞬间和直接的一致。被单纯奉为妇女标版的德国典型妇女，以及同样被推崇为标准男子汉的德国男人——在其他国家也有着同样的情况—都不过是符合反社会潮流的典范。尽管或是因为他们有着这种统治表现出赤裸裸的罪行累累的本性，这种典范才显得至高无上，畅行无阻，而每个软弱无力的人则只有在盲目顺从中诅咒自己的命运。
正是在这种权力中，给那个党留下了可乘之机，这也反映出了在寻求自我持存的绝望中所产生的自我恐惧罪恶的心理。犹太人似乎是对上述反映早有心理准备。他们占据着经济实力地位的流通领域开始出现萎缩。企业的自由主义形式仍旧允许分散的财产中心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但现在，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却依附于与国家机器融为一体的垄断资本家。不管犹太人怎样作出让步，作出一副业已败落的姿态，极权主义统治者仍旧把他们作为全盘攻击的对象：他们没有权力却有幸福，无须劳动却有收入，没有国家却有小家，没有神话却有宗教。统治者憎恨犹太人的这些特点，正是统治者私下里渴望得到的那些特点。只有被统治者把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变成对罪恶的一种憎恨形式的时候，统治者才会觉得相安无事。正因为贯穿于破坏行为中的憎恨感可以找到与自己相互契合的对象，所以，统治者的病态投射会导致一种极端行为。这正是和解(Versoehnung)的否定方面。和解本来是犹太教的最高观念，而期待(Erwartung)则涵盖了和解的所有意义。偏执的反应之所以能够产生，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能力去期待。反犹主义者企图通过他们所占有的权力，来实现一种绝对否定，他们把整个世界变成地狱，这是他们早就想好了的。这种变化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以绝对疯狂的面目来监督和控制自己，是否能做到稍纵即止。如果思想不受控制，如果暴力被取消掉，那么，长期存在的一个观念才会成为现实：即犹太人也是人。这种情况会使人们跳出那个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带向疯狂的反犹主义社会，而走向人类社会。这一进步同时也实现了法西斯主义的谎言，但是作为这一谎言的对立形式：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战胜那些在不带一点反思的繁茂土壤里培植起来的精神疾病，人类才能从一系列敌对种族中发展成一个类，它作为自然，又高于单纯的自然，它比自然本身蕴涵更多。从统治中脱离出来的个人和社会解放运动，正是与虚假投射相对立的反向运动。而每个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冷静地克服这种虚假投射的犹太人，都不会再承担降临在他头上的不幸，因为这种不幸和降临在所有被迫害者(包括人和动物)头上的不幸一样，已经毫无意义。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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