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人的冷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人成了生产的障碍。技术发展和人类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即社会学家所总结出的“文化滞后理论”(culturelag)，已经开始逐渐消失。经济理性，这种得到了极高赞誉的工具原则，逐渐占领了经济学最后剩下的一片领土：企业和人如出一辙。不断进化的形式在任何时候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刹那之间，百货公司代替了所有的老式专营商店。一旦经济发展摆脱了重商主义的束缚，这种专业化的趋势就会代替原来具有开拓精神的销售形式和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自由企业，就像原来的小磨房和打铁铺变成了小型工厂一样。竞争风险带来了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生产集中化的零售形式。个人，就像心理学意义上的小杂货铺一样，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就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细胞。他一旦从早期经济发展的监护形式中解放出来，便开始臻于自身之境：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从劳动力市场里找到工作，并且不断培养起了对新的技术条件的适应能力；作为企业家的一员，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试图去实现“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理想类型。精神分析学家们总是把内部“小冲动”看成是意识和无意识领域里复杂的动力机制，即看作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动力机制。在同超我展开的抗争中，也就是在与控制个人的社会机构展开的抗争中，自我掌握了在自我持存限度内的这些冲动。双方在很大的范围里发生着摩擦，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即这种欲望经济所导致的虚假繁荣(fauxfrais)。然而，复杂的心理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了市场经济。但是在大型康采恩和世界大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里，无数单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作用，最终被证明是滞后的。经济主体在心理学意义上被剥夺了，而经济在社会自身的运作中变得更加理性。个人也不再需要在内在的良知、自我持存和欲望的辩证法中痛苦地作出自我抉择。从商业联盟的等级制度到官方政府的管理机构，都把人设定为有着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私人领域里亦然如此，大众文化系统把人类仅存的一点内在欲望霸占住了，个人只能被强迫去消费那些分配给他们的东西。评选委员和超级明星被当成了自我和超我，而已经丢掉了最后一丝人格特征的大众，则更容易依据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模特形象来塑造自己，而不再通过内在压抑机制所形成的本能来塑造自己。如果说，在自由主义体系中，部分人口的个体化过程与整个社会过程的适应程度，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那么，在今天，经济机构的运作所需要的则是不受允许个体化过程影响而对大众的直接控制。社会整体的经济走向，已经控制了人类的身心构造，并且使那些能够促使人们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人器官发生萎缩。一旦思想成为社会分工系统中的一个独立部门，胜任其职的专家和领导者们就会使安排自己幸福的个人成为多余。而对个人来说，在充满劳顿和忙碌地适应现实的过程中所贯穿着的非理性，则显得比理性更加有理性。如果说在早期阶段，市民阶层把人的欲望冲动融进了自己和工人的良知和责任之中，那么，在今天，整个人类都变成了受到压抑的主客二体。由于工业社会正在逐步走向进步，正在努力战胜自己的贫困命运，它用来评判整个体系的观念，即把人作为一个人格，作为一个理性的载体的观念，便遭到了彻底破坏。启蒙辩证法在客观上转变成了虚妄(Wahnsinn)。
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
\*这里指的是康德的名言：“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观点是盲目的”(Gedanken ohne lnhalt sind leer，Anschauungen ohne Begriffe sind blind)，见：《纯粹理性批判》，载《康德全集》，科学院版，第4卷，1968，柏林，第48页。——译者注
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