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种行当究竟是受人尊敬的还是非法的，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客观上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形式也混同在了一起。只要罪犯还像在19世纪那样，仍旧是疾病缠身的个人，那么，囚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悔过自新，战胜它们的脆弱本质。这样，既能够作为单个人远离环境，同时又能够通过恰如其分的沟通方式与环境保持联系，甚至扎根于这种环境的力量，在罪犯那里被腐蚀掉了。罪犯们表现出了一种所有生命所固有的倾向，扭转这种倾向成了所有发展的标志：在环境中遗失自己，而非在环境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让自己返回和沉没到自然中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之为死亡本能（Todestrieb)，而盖洛瓦（Caillois）则称之为“模仿”（lemimétisme)。[22]任何阻碍人们勇往直前的事物，都潜藏着这样的欲望，从犯罪这种逃避正常活动方式的捷径到崇高的艺术作品，皆是如此。如果没有屈尊于事物的态度，艺术就不会存在，不过，这种态度与罪犯使用的暴力相去不远。不会说“不”，会使一位十几岁的少女堕落成妓女，这样一般也就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罪犯所具有的否定作用并不包含拒绝的成分。脆弱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良知，它总是怯生生地效仿着，同时也破坏着冷酷无情的文明，而且还受到了监狱和劳动营的坚固围墙以及它自己的铁石心肠的阻隔。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猛烈打击着人的灵魂，而专制政体的打击对象不过是人的身体；因此，资产阶级制度所施行的各种刑罚，也对人的灵魂实施了打击。新的殉难者并没有在小房子里被一点点地折磨死，而是在虽然叫做疯人院，却与监狱毫无区别的庞大建筑中，被搞得失魂落魄，最终成为看不见的牺牲品。
法西斯主义是上述两种政体的融合。对一切生产的集中控制，把社会带回到直接统治的阶段。而当某个国家的市场体系被废除以后，在市场中可以发挥调节作用的精神手段，甚至包括法律，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相互作用中发展而来的思想，是一种目前还尚无定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结果，然而，它已经被调转了方向，开始为权力调拨计划提供服务。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表现出了德国制造商的要害所在，它与罪犯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权力。这种转变并不是必然的。今天，民法还仍然可以对各种不同的大企业家进行区分，它俨然变成了一个仲裁机构，用在下层人身上的司法程序不过是一种恐怖，因为它对当事人的真正利益已无动于衷，尽管这样做是十分不对的。可是，当法律保护已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所有权却受到了约束。垄断作为私人占有的极端形式，完全破坏了私有权的观念。法西斯主义用权力交易中的秘密协定，来替代国家契约和社会契约，并使之成为内部的普遍权力法则，而这种权力，却被他的走狗们用到了其他人身上。在集权主义国家中，犯罪和惩罚都被当成了带有迷信色彩的残渣余孽清除了出去；就那些已经意识到这一政治企图，且又拒不妥协的人来说，他们必须被完全消灭干净，在犯罪体制下的欧洲，这种做法已是非常普遍。与集中营不同，普通的监狱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对美好过去的回忆，用来揭露真相的知识型报纸，与各种花里胡哨的通俗刊物不同，这些刊物即使总是充满着文人的情调，即使把米开朗基罗拿出来谈来谈去，所发表的也还是一些商务报道，权力信息以及广告等。以前，囚犯是被外部力量隔绝起来的，而今天，这种隔绝却已经渗透进了人们的肉体和灵魂。既然法西斯主义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劳动力，那么，不管是训练有素的灵魂，还是个人的幸福，都会像监狱牢房那样变得阴冷黯淡。在社会现实面前，监禁是毫无意义的。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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