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另一方面，人的平均化和标准化是伴随着“领袖”人格中被提升了的个性而产生的，其中，领袖的人格又是与他所享有的权力相对应的，如果有人持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个看法就是错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代法西斯主义的老板们并不像他们自己无所不能的宣传机器那样是一个个超人，是无数公民的认同焦点。在现代大众心理学中，领袖并不像每个人无能为力的自我所具有的集体的和过分夸张的反射那样，扮演着父亲的形象，所谓的“领袖”，其实是与这些个人相对应的。
他们看上去像一些理发师、外省的演员或者是受人雇用的记者。很明显，他们所带来的一部分道德影响就是：虽然他们作为无权者，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在其他人面前又是权力的充分体现，然而，他们本身不过是权力占据的某些真空罢了。他们是个性的崩溃所带来的结果；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崩溃的个性在他们中间获得了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他们的瓦解进行了补偿。在整个资产阶级时期，“领袖”总是表现出他原来的样子：领袖表演者。俾斯麦与希特勒在个性上的差别，无非是《沉思与回忆》(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这篇散文与像《我的奋斗》(MeinKampf)这样的满纸胡言之间的差别。所以说，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巨大贡献，就在于揭示出伪装的“领袖”形象其实一钱不值。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通过表现犹太人居住区的理发师与独裁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十八、矛 盾
人们总是要求哲学家提供一种道德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各种原理和结论，而且还可以利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和坚实可靠的效果来解决所有的道德两难。通常说来，哲学家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期望。即使他们无法确立一种实践的体系和非常完善的诡辩论，他们也从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推导出服从权威的必要性。一般而言，他们能够提出各种逻辑前提和观点以及证据，用来佐证已经被公众实践表示认可的一整套价值。伊壁鸠鲁(Epikur)说过：“神的荣耀总是通过你们传统的本土宗教而得到的。”[23]黑格尔也曾回应过这种说法。任何对自己的信仰犹豫不决的人，即使他能够更有力地把他的信仰融入到普遍原理之中，也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如果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确认支配规则的层面上，那么，它就必然会比那些仅仅论证了既定事物的思想显得更有普遍性和权威性。倘若你认为现存的统治权力是非正义的，难道你想要用一种混乱的局面来替代权力吗？如果你想对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生活和进步进行批判，难道你想像中世纪那样，让我们晚上熬油秉烛，让我们的城市狼藉遍地吗？如果你不喜欢屠宰场，难道社会从今往后就要以吃生菜为生吗？不管这看起来有多么荒唐，我们的耳边还是会经常听到对这些问题的肯定回答。政治无政府主义、对现有艺术形式的文化反叛、激进的素食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宗派和党派，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公众拥趸。当然，学说必须具有一般性、自明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要想打破“非此即彼”的原则，克服没有理论也可以有抽象原则和绝对有效性的误解，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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