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理性存在来说，对非理性生物的关爱却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西方文明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女人。效率是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础，而女人在这个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相反，男人则必须走出家门，融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不断斗争，不断进取。女人没有自己的权利，不是一个主体。除了去照看那些从事生产的人，她们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当家庭经济还是自给自足的时候，她们不过是一个慢慢消逝的时代的一种生动的纪念碑。男人施加在女人身上的分工，使女人一钱不值。女人变成了生物机能和自然图像的具体体现，成为了名声的奴隶，而后者恰恰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主题。千百年来，男人们总是梦想去获得对自然的绝对占有权，把整个宇宙变成一个大猎场。正因为如此，男人的这种观念最适合于男权社会。这就是男人们竭力鼓吹的理性的意义。女人变得越来越弱小了。在男女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自然决定的，是男权社会中最卑鄙可耻的差异。当征服自然成为真正的目的时，生物的低贱性就变成了一种醒目的印记，自然赋予生物的脆弱性也变成了引起侵犯行动的关键因素。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教会从来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他们对诸如奴隶制、十字军和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等公共制度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尽管他们嘴里说着“万福玛利亚”(AveMaria)，但实际上却拥护着柏拉图对女人的评价。饱受苦难的圣母形象不过是母权制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这样的形象当然是需要救赎的。可是，教会在这种形象的帮助下认可了妇女的低级地位。教会真正的后继者是德·迈斯特(deMaistre)。他曾经呐喊：“在基督教国家中，我们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神圣律法的影响，承认女人的自由，就会看到本来意义上的自由、高贵和活力很快堕落成十足的厚颜无耻。女人将会成为一股能够带来普遍衰败的致命的力量，不久以后，这种衰败就会扩散到国家的各个要害部门。这样，整个国家就会长出疽疮，慢慢地腐烂掉，到处充斥着丑行和恐怖。”[25]当勾结在一起的封建骗子们发现自己遭到威胁的时候，就利用巫术去吓唬大众，用巫术来欢庆和确认男性社会打败史前时期的母系阶段和模仿阶段的胜利。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就是教会异教徒点燃的篝火，它不仅是自然在自我持存的理性形式中获得的胜利，也是对征服自然这种荣耀的庆祝。
笔记与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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