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变形就成了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残缺不全也成了女性美的另一种光彩，美就是被征服了的自然用来识别自身的伤口，而变形则被法西斯主义所采纳，但不仅仅被当作是一种表象，它还直接得到了那些备受谴责的人的应用。在这个社会里，统治已经不再像在艺术当中那样拥有通过矛盾来表现自身的领域了，也不再用复制来表现歪曲。而这样的表现不仅是美，同时也是思想、精神和语言本身。今天，语言算计、描绘、暴露和煽动着谋杀；却什么也没有表达出来。文化工业也像科学一样，在各种事实中寻找着严格的标准。电影明星变成了专家；他们的表演也变成了自然行为的礼节和得体反应的指南。导演和撰稿人为恰当得体的行为创建了一整套模式。文化工业的精密产品也把变形当成一种纯粹的误差、偶然以及主观和自然方面不健康的东西抛在了一边。偏差只能在实践的意义上允许存在，而且还必须被纳入到理性的领域内。然后，它才获得宽恕。因此，既然自然本身就反映着统治，那么，悲剧和喜剧也就没有容身之地了。统治者极力渲染严峻的局势，似乎还有许多敌人需要被打败，他们极力营造幽默的气氛，似乎在他们眼前还有许多绝望需要被化解。精神的快乐总是与具有代表性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本身却在玩赏着赤裸裸的恐怖。崇高的爱情总是使自己附着于恃强凌弱的现象，把自已等同于女性美；而统治者直接依附的则是强力。时下通行的社会偶像，就是一张既有智慧又显高贵的雄性的脸。而女人的生存则靠的是劳动，生儿育女，或者是用自己的魅力为自己的配偶争得名誉。她不能依靠自己的魔力超过男人：倾慕会损害自尊。这个世界连同这个世界的目的，都需要一个完整的男人。任何人都不能跳出这个范围去追求另一种理想。另一方面，在公众的眼里，自然却像是躺在大兵怀里的婊子一样，既被抛出了现实生活，又属于很低的层次。只有在权力意识到其本身就是权力的时候，感情才许保留下来。这样，男人也开始像女人那样，屈服于那些冷酷、阴森和倔强的人，用女人的眼光去凝视他的主人。在法西斯主义集团以及它的别动队和集中营里，每个人都从幼小的时代开始，过上独自一人的禁闭生活。从此以后，便埋下了同性恋的种子。只有动物还应当表现出一副高贵的样子。过于臃肿的脸庞，对从自然中降生、从自然中堕落的那段令人尴尬的回忆，变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使自己沉浸在为所欲为的屠杀之中。反犹主义的漫画家们始终了解这一点，而歌德对猿人的反感也可以证明他的人性论的局限。假如工业巨头和法西斯领袖想要些宠物围着他们转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选择小猎犬，而会选择一些丹麦大狼狗和小狮子。在他们煽起恐怖气氛的时候，这些动物完全可以成为权力的佐料。凶残的法西斯主义巨人，竟然对自然不屑一顾，把动物仅仅看成是一种残害人类的手段。尼采对叔本华和伏尔泰的不公正批判，完全适用于他们：“他们知道如何把对某些人与物的仇恨伪装成对动物的怜悯。”[26]法西斯主义对动物、自然和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兴趣，深藏在迫害的欲望之中。他不经意地摸一摸孩子们的头，摸一摸动物的脊背，这说明：那只手具有毁灭力量。在处死一个人之前，他肯定会亲热地抚摸另一个人，但究竟怎样选择，却与受害者的罪过毫不相关。这种抚摸，恰恰说明在权力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拥有自己的权利。对统治者的血腥目的来说，生物不过是一种物质。这样，领袖就可以把无辜的人当作自己的工具，不管他有没有价值，也不管有没有确切的理由，就把他们拘捕起来，斩尽杀绝。自然仅仅是一个垃圾堆。只有那些狡猾的权力才会八面玲珑，幸免于难。于是，这种权力再次完全变成了自然；同样，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精密机制也不过是被搞得支离破碎的自然而已。如今，已经不再存在任何可以表现这种矛盾的媒介了。在这个顽固强硬的世界里，一切艺术、思想和否定性因素都已销声匿迹，任何矛盾也都已荡然无存。人们不仅彼此完全疏离开来，同时也远离了自然，因此，他们所有人都只知道他们自己的要求和伤害。每个人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要素，这种要素可能是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也可能是不值一提的东西。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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