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荷马史诗中的反神话和启蒙的性质，认识到了荷马史诗与冥界神话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这种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因而也是不准确的。鲁道夫·博夏特(Rodolf Borchardt)\*，这位德国重工业界最有名、也最无能的秘密代表，为了表现意识形态，早就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他没有认识到，在史诗中曾经被大加称颂的原始权力本身已经代表着启蒙运动的一个阶段了。博夏特在没有对其范畴作出限定的情况下，就宣称这部史诗不过是一种叙事的虚构，这样，他就不可能认识到史诗和神话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比如统治和剥削。在这部史诗中，他从卑鄙和粗俗，即媒介和流通那里所找到并予以谴责的东西，不过是对赤裸裸的权力的一种阐发而已，这根本不是他在神话中所鼓吹的那种高贵品质。在所谓的真实性中，在像流血和牺牲这样确实存在过的古老法则中，统治的邪恶和狡诈早就已经与民族复兴运动串通好了，因此在今天，这场运动还时常求诸古远的过去。原始神话中已经包含了欺骗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又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又反过头来把同样的欺骗之举归咎于启蒙运动。荷马史诗是欧洲文明的基本文本，除了荷马史诗，没有任何作品能更有力地揭示出启蒙和神话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荷马的作品中，史诗与神话、形式与内容并不像说明和解释那样，是相互生成和相互对举的。审美二元论所表明的是一种历史一哲学倾向：“颇有些阿波罗气质的荷马，只不过延续了能够使我们获得个性化特征的普遍人类艺术进程而已。”[3]
启蒙辩证法
\*根据阿道尔诺档案馆所藏资料，早期手稿中曾经注明这里指的是博夏特为所译的《平达诗集》(Pindarische Gedichten)撰写的后记，Muenchen，1929—1930，第99，103 以及3 页。请参阅《平达诗导论》(Einleitung in das Verstaendnis der Pindarischen Poesie)，载《全集》(Gesammelte Werke)，散文卷，斯图加特，1959，第161页及下两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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