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中的欺骗因素就是奥德修斯式的狡诈的原型；也就是说，奥德修斯的许多诡计都具有牺牲自然神的背景。[7]他的奥林匹亚同盟恰巧利用了波塞冬出访埃塞俄比亚的机会(这些蛮荒之地的人们不仅依然遵奉波塞冬，还向他供奉了大量的牺牲)，安全护送了他们的居民。正是这些让波塞冬爱不释手的牺牲，已经包含有欺诈的因素了。因为借助这种牺牲，波塞冬不仅可以把游移不定的海神限制在特定的地区或神圣领地之内，也可以限制他的权力；而且，为了侵吞埃塞俄比亚的牛群，他也不得不压制住他发泄在奥德修斯身上的怒火。一旦所有人的牺牲被有条不紊地付诸实行，那么所有这些牺牲所造就出来的神就会受到欺骗：它们让神服从于人类的首要目的，并以此瓦解了神的权力；而且，它们对神的欺骗同时也会很顺利地转变成为那些根本没有信仰的神甫对信仰者的欺骗。于是，欺诈便在崇拜中获得了它的起源。奥德修斯本人就同时扮演了牺牲和神甫的双重角色。正因为他充分估计到了自已的牺牲，所以他才能有效地否定牺牲所体现的权力。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挽救他已经失去的生命。不过，欺诈和狡诈与古代牺牲之间并没有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对立关系。在奥德修斯那里，只有牺牲中的欺骗因素—也许还包括神话虚构中完美无瑕的理性——才能被提升为自我意识。这样的发现，必定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经验：通过牺牲这种方式与神衹之间的象征性交往是很不实际的事情。尽管通行的非理性主义很时兴，但它极力宣扬的祭祀的表现作用，是与人的牺牲的神圣作用分不开的：即通过将命中注定的牺牲者奉为神圣，像祭司那样把死亡合理化，从而进行欺诈。这样的诈骗活动，将脆弱的个体提升起来，使他获得一种作为神圣实在的载体所享有的地位，因此，这种诈骗活动通常在自我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就是说，自我往往把其自身的实存归结为此时此刻通向未来的牺牲。就像牺牲者永垂不朽一样，他的实体性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和幻象。许许多多的人把奥德修斯遵奉为神，这并不是件毫无原由的事情。
附论1：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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