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个体被当成了牺牲，只要牺牲始终包含着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欺诈就必然是牺牲连带出来的结果。如果祭祀表现中的信仰意味着对那些并不是个体的首要组成部分，而是源发于支配历史的东西的回忆，那么，对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自我来说，这种信仰同样是不真实的。在这里，自我，指的就是那些不再相信表现魔力的人。自我的确立割断了人们与自我牺牲所确立起来的自然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所有牺牲都不过是一种复辟，都受到了它形成于其中的现实历史情境的欺骗。然而，对牺牲的崇高信仰，也许已经变成一种被压抑的模式了，根据这种模式，受奴役者不仅不断把别人强加的不公施加在自已身上，而且还为了忍受它们，不断施行着这些不公。因此，通过表现形式，人们很难重新恢复现代神话学家所提供的那种直截了当而又稍纵即逝的交往关系；相反，祭祀制度本身却变成了历史灾难的契机，变成了一种能够同时毁灭人类和自然的暴力成分。狡诈不过是所有牺牲客观上的不真实性的主观发展而已，尽管这种牺牲在竭力挽救它们。也许，这种不真实性并非始终都是不真实的。在史前史的某个阶段里[8]，祭祀就具有一种血淋淋的合理性，甚至从此以后，这种合理性与特权阶层的贪婪本性就分不开了。这样，在现时代里，这种举足轻重的牺牲理论便把上述合理性追溯成为集体和部落的观念，认为被弑成员的血可以像能量一样回流到身体之中。尽管图腾制度(Totemismus)在它那个时代里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但它毕竟说明了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理性的支配形式需要利用牺牲。在这种远古时期的匮乏状态里，人们几乎不可能将人的牺牲和吃人的现象区分开来(Kannibalismus)。集体成员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只有靠吃人肉才能存活下去。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某些族群或社群是以吃人为乐的，而在今天，这种快乐的本能则只有依靠对人肉的厌恶才能得到证明。后来，在饥荒时期里，以至于同一年内出生的所有年轻人都被供给仪式之用，诸如此类的牺牲习俗足以说明，野蛮和启蒙在合理性上只是一步之差。因此，早在神话意义上的民间宗教获得文明形式之前，这种宗教必定会被认为是虚幻的：当系统化的狩猎生活能够为部落提供足够的猎物，并使每个部落成员都略有盈余的时候，如果巫师继续命令把他们的俘虏当作食物，那么，这些启蒙了的猎手就必然会感到大惑不解。[9]尽管巫术对牺牲的集体解释完全否认了牺牲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不过，这种言简意赅的启蒙假设，虽然像当代的意识形态一样，曾经一度作为真理而存在，但它毕竟还是显得太幼稚了[10]：因此，最晚近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最古老的意识形态的翻版而已，而且它使我们重新跳出了我们以前仅仅站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认识：即阶级社会的发展欺骗了以往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人们一再证明牺牲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只是为了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祭祀仪规要比其特定的理性必然性存活得更为久远，而这种必然性本身已经是很不真实的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在关于牺牲方面的这种鸿沟，就给狡诈提供了可乘之机。所有祛神话化的过程(Entmythologisierung)，都充满了关于无用和多余的牺牲的一系列体验形式。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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