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非理性，牺牲法则变得稍纵即逝，但由于合理性，这一法则同时也得以存在下去。尽管理性变换了一副模样，但它并没有消失掉。尽管自我从盲目的自然中把自己解救了出来，但自然的支配权还依然在牺牲中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尽管自我作为一种有机体，依旧被囚禁在自然条件之中，但它却试图在反抗有机存在的过程中确证自身。尽管自我持存的合理性取代了牺牲，但它仍然像牺牲一样，不过是一种交换而已。尽管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我们在北欧著名的神话传说中，就可以看到此类情况：奥丁(Odin)为了自己，把自己当作牺牲吊死在树上；在克拉格斯(Klages)的论述中，每个牺牲都是神对神的牺牲；不论是在基督论中，还是在伪装成一神论的神话中，这样的情况也依然是很明显的。[11]不过，在神话的层面上，自我在其自身面前表现为一种牺牲，但这种表现所表达的并不是大众宗教的原始观念，而是文明对神话的接纳。在阶级历史中，自我与牺牲的敌对状态恰恰潜含着一种自我的牺牲，因为这种敌对状态正是自我在为了支配非人的自然以及其他人，而否定人类自然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否定作用，正是所有文明理性的核心所在，是神话非理性茂密丛生的胚芽：由于人的自然被否定了，因此，不仅控制外部自然的目的(telos)，而且人类自身生命的目的，也都遭到了歪曲，变得模糊不清。一旦人们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一句话，就是其自我意识本身就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手段变成了目的，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张狂，然而在主体性的史前史中，人们早就已经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了。人类对其自身的支配，恰恰是以自我本身为依据的，它几乎总是会使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遭到毁灭；因为自我持存所支配、压迫和破坏的实体，不是别的，只是生命，是生命的各种各样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实现自我持存的过程中，必须找到这些功能所特有的定义：实际上，就是究竟要维持什么的问题。在极权资本主义中，非理性主义满足需要的技术，采用了一种由支配决定的对象化形式，因而使得需要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反而表现出了灭绝人类的倾向。非理性主义在英雄身上获得了自己的原型，而英雄则通过牺牲自我的方式摆脱了牺牲。文明的历史就是牺牲内卷的历史，换言之，是放弃自己的历史。任何放弃自己的人都灭绝了自已的生命，而不是重新返回到生命之中，更不用说去捍卫自己的生命了。这一点是在虚假社会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在虚假社会中，每个人既受到了欺骗，又成为了多余。不过，如果有人企图逃脱普遍的、不等价的和不公平的交换，如果有人不想放弃，而是想一丝不漏地控制所有的交换，那么，社会必定会让他一无所有，甚至连他用来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点点剩余都会被社会剥夺掉。这就是社会必然性。尽管这些牺牲是多余的，但社会却需要借助它们来对付牺牲本身。同样，奥德修斯也是这样一种自我，他在拯救生命，并通过游荡这种惟一形式来召唤生命的时候，不仅经常对其自身产生约束作用[12]，同时也遗忘了自己的生命。奥德修斯本人就是为了取消牺牲的牺牲。在与神话斗争的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支配色彩的自我克制，恰恰代表着不再需要克制和支配的社会，因为自我克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自我和他者的力量，而是要与自我和他者取得和解。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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