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狡诈这种交换方式，一切也就都迎刃而解；狡诈既满足了契约的要求，又蒙蔽了对方。这种交换方式完全可以还原成这样一种经济形式，即使它不是在史前神话中形成的，至少在古典时代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很久以前，在封闭的家庭经济之间就已经开始了“偶然的交换”。“剩余产品之间的交换是偶然的，但主要还是自给自足。”[13]在这个意义上，奥德修斯四处冒险的行为方式其实不难让我们想到偶然的物物交换。在可怜兮兮的乞讨过程中，这位封建主已经露出了东方商人的面目[14]，他还乡的时候，带着人们闻所未闻的大量财富，因为他最先打破了传统，跳出了家庭经济的范围，驾驶着战船“驶向了异国他乡”。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形式相比，奥德修斯的冒险事业只不过代表了理性(Ratio)的非理性方面。而且，这种非理性的理性在狡诈那里反映了出来，因为狡诈已经把资产阶级的理性当成了非理性，这种非理性不仅与资产阶级的理性遭遇过，而且还显示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个离群索居而又诡计多端的人，已经变成了经济人(homoo economicus)，对他来说，任何合理的事物都是一样的：这样看来，《奥德赛》已经是一部《鲁滨逊漂流记》了。无论是奥德修斯，还是鲁滨逊，都是脱离了集体的孤独水手，当他们的航船葬身海底之后，他们只能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软弱一面转化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当他们将自己交给大慈大悲的波涛以及孤苦伶仃的命运以后，这种孤立无助的状况必然会迫使他们去过一种原子式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沦为奴仆之前，他们就已经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不过，他们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全新的事业，还是从沉船那里获得了物质储备，这充分证明，在企业家进行商业竞争的过程中，原始资本往往比单纯的体力更加重要。面对自然，他们的软弱无能已经被当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用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社会霸权。面对汹涌的波涛，奥德修斯感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同样，旅行家们的滚滚财源也是建立在剥夺土著野蛮人的基础上的。后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利用风险(Risiko)这一概念证实了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失败变成了攫取利润的道德借口。从发达的交换社会及其个人的立场出发，奥德修斯的冒险恰恰就是风险的表现，而这种风险却指明了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奥德修斯之所以存活了下来，是因为他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人必须在欺诈和失败之间作出抉择。欺骗就是理性的标志，在欺骗面前，理性则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无论是周游世界的奥德修斯，还是独立制造商鲁滨逊，他们的叙事都勾画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化过程，从其发端之日起，绝对孤独就已经明确地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终结中产生出来了。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奥德修斯和鲁滨逊都与总体性有关：当前者经历这一历程的时候，后者已经把它生产出来了。正因为他们与所有其他人完全分离开来，才最终实现了总体性，当人们遇到这两位主人公的时候，他们都仅仅具有一种异化的形式，不管他们被当成了敌人，还是盟友，都不过是一件工具或物品而已。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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