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必须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正如事实是在体系中被预先阐明的那样，它们也必须对体系作出确证。但是，事实属于实践领域，它们所揭示的总是单个主体与作为社会对象的自然之间的联系：经验总是实在的活动和受动。当然，在物理学中，对理论加以检验的知觉通常被归结为在实验仪器中出现的某种看得见的电光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出现，一般来说就不会产生什么实践结果，这样只会毁掉某种理论，至多只会断送负责实验程序的助手的美好前程。当然，实验条件则属于例外的情况。无法使体系和直观一致起来的思想，不仅与单独的视觉印象发生冲突，也与实践发生冲突。这样一来，原先设想的结果没有发生，而始料未及的事情却发生了：桥梁塌断了，庄稼枯萎了，药物也会使人得病。能够最确切说明缺乏体系思维，违背逻辑原则的电光现象，不是短暂的知觉，而是突然的死亡。启蒙思想体系成为既可以把握事实又可以帮助个体最有效地支配自然的知识形式。它的原则就是自我持存(Selbsterhaltung)，不成熟性(Unmuendigkeit)指的便是不具备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在奴隶主、自由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中出现的成功的资产者形象，就成为了启蒙的逻辑主体。
理性概念的难题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理性的主体，即这种理性的持有者与理性自身之间实际上是处于对立状态。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表面上判断的明晰性遮蔽了上述难题。然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些难题却表现为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模糊关系，也表现为其他尚未解决的矛盾关系。康德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理性作为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先验自我，包含了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由观念。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类把自己组织成为一般主体，并且用自觉的整体协同来克服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上述情况正表现出了真正的普遍性观念：即乌托邦。但与此同时，理性也构成了计算思维的审判法庭，计算思维通过把世界当作自我持存的目的，并且为了征服物质世界，它从单纯的感性材料中确认了客体的筹划功能。从外部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概念与个案之间统一起来的程式安排，其真正性质在实际科学中最终表现为工业社会的旨趣。存在也能按照制造和管理的角度去理解。任何事物，甚至人类个体，更不用说是动物，都可以转变成为可以重复和替代的过程，转变成为一种概念模式体系的单纯范例。行政管理与物化科学之间，以及公众精神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环境下是可以加以杜绝的。甚至在知性产生以前，概念机制就已决定了感觉，市民把世界先天地假定为他们自己加工制造出来的质料。康德本能地预感到的一切，正是后来好莱坞有意识加以实践的东西：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图像是按照知性标准预先审定好的，而正是这种标准后来将会对图像的领悟能力产生影响。更有甚者，早在图像产生之前，有助于确证公众判断的知觉就已经被这种判断规定了。不论个体间存在着怎样的偶然差别，如果理性概念中潜在的乌托邦空想指的都是其共同旨趣的话，那么，理性——就像纯粹的系统科学一样，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就会沦落为同样一种旨趣。理性只允许对社会职业加以分类。每个人都是他所成为的角色，都是职业群体和国家群体中有用的、成功的或失败的一员。他也成了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类型的特定代表。逻辑学是民主的。逻辑上没有大小之分。大被看作是举足轻重的，而小则被看作是社会救济的未来对象。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就像特殊意义上的保险公司与活命和死亡的关系一样。究竟谁死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外事故和公司责任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公式的并不是个别性，而是大多数的规律。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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