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2: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能力运用自己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1]。“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就是由理性引导的知性。这不过意味着，它按照自身的一致性，把认识的个别材料构建成一种体系。“理性……只是以知性及其目的活动为对象”[2]，它把“一种集体的同一性作为知性作用的目标”[3]，这种同一性即是体系。理性的指令就是一种概念等级结构的指针。康德、莱布尼茨和笛卡儿都认为理性是由“完整的系统联系”组成的，“不管是被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属，还是被降低为更低层次的种”。[4]知识的“体系化过程就是按照一种原理建立起来的连贯性”。[5]从启蒙的意义上来理解，思想是统一科学秩序的创造物，是从原理中派生出来的实际知识，不管后者是被阐释为任意设定的公理、内在的观念或更高层次的抽象。逻辑规律产生和限定了在这种安排内最一般的关系。同一性存在于一致性之中。这种矛盾的命题正是内在(innuce)的体系。知识由原理统摄的命题组成。知识与体系内的判断是一致的。任何不受体系引导的思想都是目的不明和武断专制的。理性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体系同一性的观念和具体概念关系的形式因素。从严格的启蒙意义来看，任何可以被人们引证为一种所谓理性洞见的实质目标都是一种妄想、欺骗或“合理化”，尽管不同的哲学家都竭尽全力，试图把这一结论应用到人类的博爱感情上去。理性是一种“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康德认为，“纯粹知性的程式安排”保证了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同质性，或者说，根据知性构造感性的理智机制的无意识运作也作出了上述保证。在事物的可理解性尚未进入自我以前，知性就已经把这种(由主观判断所发现的)事物的可理解性作为一种客观性标示了出来。如若不存在这种程式安排，简言之，不存在理智的感性，就不会有与概念相一致的印象，也不会有与例证相一致的范畴；一切事物所指向的思想同一性(更不必说体系同一性了)，就不会得到实现。形成上述同一性的正是科学自觉的任务。如果“所有经验规律……只是知性纯粹规律的特殊规定”[7，那么科学研究就要始终保证原理与事实判断之间的确切联系。“这种自然与我们认知能力之间的一致关系是判断力的先验假设”。[8判断力则是有条有理的经验的“指导准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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