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致已经不再潜藏在理智背后，这种理智曾经把特殊性仅仅当作普遍性的单一事例，把普遍性仅仅当作掌握和控制特殊性的一个角度。科学本身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而只是一种工具。但是，启蒙则变成了一种把真理与科学体系等同起来的哲学。康德曾经想从哲学角度论证上述同一性，但他的这一努力得到的却是毫无科学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它们已不再只是根据游戏规则对使用过程所作的指证。科学自我理解的概念与科学观念本身之间产生了矛盾。康德的著作超越了单纯作为操作的经验，因此，今天，启蒙还根据他自身的原则对其著作加以彻底地否定，认为它是独断论的。透过康德把科学体系完全确证为真理形式的这一结论，思想填补了自己的空白，这只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技术训练，就像在制度束缚下的其他劳动形式一样，远远没有对其自身的目的加以反思。
启蒙运动的道德学说证明了这种毫无希望的追求，即在已经丧失了旨趣的情况下，用社会中的某种理性来替代业已衰败的宗教，只是无望的努力。哲学家作为真正的资产者，正在与他们在理论中所大声呵斥的权力同流合污。理论是一以贯之和牢不可摧的，而道德教义却是煽动蛊惑和多愁善感的(即使它表面上显得严肃而庄重)，或者就康德诉诸伦理力量这一事实而言，有关道德自身不可追溯的意识会使理论成为纯粹意外的东西。康德试图从理性规律推导出彼此尊重的责任(甚至比整个西方哲学更显得小心谨慎)，这在“三大批判”中是找不到根据的。资产阶级思想一直试图把这种文明中赖以存在的尊重单纯建立在物质利益和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这种尝试与在此之前的一切尝试相比，显得更为极端，更为荒谬，其至同样是短命的。那些只从康德尊重单纯规律形式的动机出发就放弃利益的市民阶层，肯定还没有受到启蒙，而依然十分迷信，十分愚蠢。康德乐观主义的根源，是以理性的，即是以卑贱的或不幸的道德行为为根据的，这种根源实际上也表达出了对退化到野蛮状态的思想的畏惧。如康德接着哈勒(Haller)往下所写的那样，如果以这种相互友爱、相互尊重的强大道德力量中的一种力量作为基础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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