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虚无(不道德)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像吞掉一滴水一样吞掉整个(公正的)道德王国”。[10]但是，康德认为，道德力量同非道德力量一样，在科学理性面前只不过是中性的冲动行为和模式，如果它们不是为了那种潜在的可能性，而是为了与权力取得和解，它们就会转变为非道德力量。启蒙用理论排除了差别，把情感看作“类似于直线、面积和体积的问题一样(ac si quaestio de lineis，planis aut de corporibusesset)”。[11]极权制度则把它付诸了实践。法西斯主义摆脱了与19世纪商人同处同一阶层的人们所遵循的(康德提出的)相互友爱和相互尊重这一原则，它用铁的纪律把它的臣民从道德感情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不再需要维护任何律令。法西斯主义拒绝一切绝对命令，因而与纯粹理性更加一致，它把人当作物，当作行为方式的集合。只要经济集中化尚未取得长足的进展，统治者们就急切地渴望着去反对在欧洲已经出现的众多外部力量，以保护资产阶级世界。在此之前，只有贫苦人和野蛮人才会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满腔怒火。但是，极权制度却任凭计算原则畅行无阻，并且惟科学是从。它的准则就是粗暴残酷的劳动效率(Leistungsfaehigkeit)。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尼采的《道德的谱系》，都以大写之笔将其载入了历史史册。但是，惟有一个人对上述问题作过极为详尽的阐述。萨德(Marquis de Sade)\*在他的作品中就描述了“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这就是，摆脱了监护的资产阶级主体。
自我持存是科学的构造原则，是范畴表中的灵魂，尽管应当像康德那样，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对这一原则进行演绎。即便自我，统觉的综合单位，康德称之为所有逻辑必须依据的最高点[12]，实际上是物质存在的产物和条件。必须自我关照的个体，把自我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基本观念和一般观念的特例；历经数代，随着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生产所有权的变化，自我也相应地膨胀或萎缩。最后，它从毫无财产的资产者(bourgeosisie)变成了卡特尔巨头，他们的科学也变成了奴役大众社会再生产的方法总和。萨德早就对科学筹划的意义树立了研究典范。当权者借助其稳固组织实行的反对人民的计谋，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一样，是同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以来的那些启蒙精神相一致的。启蒙精神只有在权威不具备足够的权力来暴施淫威且毫无收效的情况下，才与权威为敌。只要人们对理性的使用者置之不顾，理性就不再与权力及其中介有任何亲和性；相反，它会根据个体或集体之间的关系，来使和平或战争、容忍或镇压作为既定的产物表现出来。既然理性揭露了用自然力压倒精神，削弱理性自我立法这一实质目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理性都会受到一切自然利益的支配。思维变成了一种纯粹而又简单的有机中介，重新回到自然中去。然而对统治者而言，人都是物质，就像整个自然对社会来说是物质一样。资产者这段相互牵制的自由主义间奏曲演奏过后，统治就会在一种法西斯主义的理性化形式中呈现出原始恐怖的景象。正如弗兰卡斐拉(Francavilla)侯爵[13]在那布勒斯国王斐迪南的晚会上所说：“必须用最极端的恐怖形式来代替宗教的奇思怪想。如果人民摆脱了对来世地狱的恐惧，那么这恐惧一旦消失，人民就会奉献一切。但是，如果幻想的恐惧被那种只针对于人民而采取的极端暴戾刑法所代替，那么，单凭这种刑法就会使国家发生动乱：不满也只会在社会最低阶级中产生出来。如果这种刑法在空洞的假象中能够维护一种正义，即压制住一切生活在其桎梏下的正义的话，那么，它们自己所不能亲身体验到的辖制观念，对富人阶级又意味着什么呢？你们会发现，那些不容许把暴政的阴影笼罩在自己头上，相反却将其笼罩在他人头上的阶级，是不会有上述观念的。”\*理性是计算和筹划的工具。它对于目的来说是中性的，它的要素是相互协调。早在体育运动产生的一百多年前，萨德单凭经验就已发现，康德从超验角度所论证的知识和筹划之间的亲和性，在资产阶级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着难以逃避的合目的性特征。这种生活是全盘理性化的。在现代体育运动中，队员间的相互配合是被严格规定了的，每个队员都不会对自己的角色提出怀疑；同时，每个队员都有一个候补队员。朱莉埃特的性组织与上述体育队伍极其相似。他们每一时刻都在进行活动，不放过任何“人类之孔”\*，力争把一切官能都发挥出来。大众文化的所有部门就像体育运动一样，都充满着紧张激烈的目的性活动，而许多门外汉都能通过任意决定的规则，去搞清相互配合的区别和阵形变化的意义。康德哲学体系自身的建构，就像萨德在纵欲生活中采用的体操式叠合技巧和早期资产阶级共济会的系统化(图示化)原则一样(“120天”[14]放荡的等级森严制度，就是它的玩世不恭的翻版)，把整个生活组织展现为一个丧失了一切现实目标的世界。上述安排并非只是为了享乐，它更多地是为追求建立一种严格控制的组织，正像诸如罗马帝国、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等那些祛除神话的时代一样，活动的图式比它所包含的内容更为重要。在现代时期，启蒙把和谐完满的观念从宗教彼岸世界的假设中分离出来，并且在系统化形式中，将这些观念变成人类渴望建立的范畴。当曾经为法国大革命注入希望的乌托邦，若隐若现地进入德国音乐和哲学的时候，业已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便已经全面地使理性功能化了，这样，理性变成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因如此，它可以统率一切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被看成是筹划的筹划。极权国家操纵着国民。或者，正如萨德笔下的弗兰卡斐拉侯爵所说的那样：“政府在惧怕人民的时候必须控制人民，必须借助于一切必要手段来灭绝人类，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可以增加人民的数量。没有任何必要去保持政府公正的平衡，只要当权者的利益和热情以及其他权力获得者的利益和热情能够作为其权力再生的必要条件即可。”[15]弗兰卡斐拉侯爵以最可怕的理性形式指明了一条通向帝国主义的道路：“夺去你们想要征服的人民的上帝，使他们腐化堕落；只要你们被当作高于上帝的唯一崇拜，你们的道德也就是这世上的惟一道德。你们就会永远成为主宰……让他们返回到无法无天的境地中去吧，只有在他们威胁到你们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再去惩罚他们。
附论2：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
\*马尔吉·德·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美德的厄运》、《朱莉埃特》等，以性倒错描写著称，曾因变态性虐待行为多次遭监禁。“施虐狂”一词即源于其姓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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