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大致把斗争分为三种：反对(人种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统治形式的斗争，反对种种把个体与其产品分隔开来的剥削的斗争，反对把个体与其自身联系起来并且确保个体屈从于他人的斗争(反对征服的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主体性和屈从的斗争)。这三种斗争虽然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总是有一种占主导地位。从16世纪以来，“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权力无视个体，而只照料特定团体或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权力是一种全方位的和总体控制的权力形式。福柯感叹即使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即使在旧中国社会，我们也不会在其政治结构内部发现个体化技巧(techniques d'individualisation)与总体化程序(procédures totalisatri-ces)之如此复杂的一种结合。这是因为近代西方社会将一种产生于基督教体制中的牧领权力技术整合进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中。基督教的“牧领”(pastoral)一词指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最终旨在确保个体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到拯救。牧领权力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祝圣的权力形式，它还必须为信众的生命和拯救准备献身。这就有别于为了拯救王权而要求其臣民献身的君主权力。牧领权力不仅仅关切整个共同体，而且还关切每个特殊个体的一生。牧领权力运作的前提，就是要知晓个人头脑里发生的一切，要探索其灵魂，要强迫他们袒露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牧领权力因以拯救为指向而与政治权力相对立，因献祭而与君王权力相对立。牧领权力与真相的生产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在国家中看到个体化的一种模型或牧领权力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型牧领权力的目标从引导人们在来世得救转变到在现世得救。“得救”一词有几个含义：健康、福利、安全、防范事故。某些“尘世的”目标替代了传统牧领的宗教目标。国家机器或至少像管治(police)这样的公共机构，私人企业、救助协会、福利机构和慈善家，以及家庭和医学，都共同参与加强牧领权力的管理。最终，牧领权力的目标和代理者的多样化使我们能聚焦于有关人的知识的展开。牧领权力已全方位地延伸到整个社会机体。家庭权力、医学权力、精神医生权力、教育权力、雇主权力等一系列多重权力的特征就是个体化“策略”。我们要拒斥我们的所是，我们应该想象和构建我们能是什么，以便摆脱现代权力结构之同时具备的个体化和总体化这种“双重约束”，摆脱国家及其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化。①马克思主义谈阶级斗争，谈论国家机器、武装暴动、革命战争，但福柯再三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重点都放在了阶级上面，而忽视了斗争及其本质。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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