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权力技术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革命：个体戒训的发现与人口调节的发现，解剖政治的完善与生命政治的完善。福柯注意到权力技术不仅有针对个人的，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有针对人口的。人口指受制于生物学法则的人群总数、有出生率和死亡率，有年龄曲线和年龄金字塔，有发病率，有健康状况，有生有灭。在人口层面上，权力与个体的关系不再是从属的，权力并不是从个体那里夺取利益、财富或性命和血汗，人口成了生产机器，生产利益、财富，也生产其他个体。于是，人们发明了生命政治。城市里的居住、生活条件、公共卫生、出生率与死亡率关系的变化、人口流动和迁徙、人口增长率的调节等问题、统计学的技术以及负责人口调节的管理、经济和政治组织都出现了。从18世纪起，生命和身体都成了权力的对象。在从前，只有可从其身上榨取利益、财富和生命的司法臣民，而现在只有身体和人口。权力不再是司法的权力。生命进入了权力领域，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突变之一。性随之也成了绝对首要的东西，因为性恰恰处于身体之个体戒训与人口整体调节的联结点上。从性出发我们就能确保对个体进行监视，这就是为什么在18世纪的中学青少年的性成了医学问题、道德问题，几乎首要的政治问题。因为通过对性进行控制，人们就能每时每刻、日日夜夜监视中学生、青少年。因此，性成了“戒训化”的工具，成了解剖政治的根本要素之一；同时，性又确保了人口的再生产，性政治与在19世纪变得如此重要的生命政治融为一体。性处于解剖政治与生命政治的连接点上，处在戒训与调节的会合处，因而在19世纪末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部件，这使得社会成为一架生产机器。①在《性史》中，福柯要撰写一部关于性的权力机制的历史。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p.18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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