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能力的实施在物的领域里进行，仰仗目的化的技术、劳动和现实的改造，因而不同于人对人实施的权力。这一点容易理解。福柯还把权力关系同各种通过语言、符号系统或任何其他象征媒介来传递信息的交往关系区别开来。虽然能指要素的生产或流通因改变了伙伴的信息场而能把权力效果当作目标和结果，但权力效果并不简单地就是这种生产或流通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否通过交往体系，权力关系还总有其特殊性。当然，福柯也不否认“权力关系”、“交往关系”和“技术能力”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事实上它们总是相互联结，相互支持，互相成为对方的工具。这三者依据一个特殊模式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场所、境遇或时机。②
技术能力、交往游戏和权力关系这三者在其中得以相互适应的整体就构成了福柯所说的广义上的“戒训”。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戒训清楚地表明了有关技术能力、交往和权力这三者借以相互联系的方式。在修道院或教养院那一类戒训中，权力和服从关系占优；在工场或医院那类的戒训中，目的化活动占优；在学徒那类戒训中，交往关系占优；而在军事戒训中，这三者兼而有之。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戒训化不足以使人认为组成社会的个人变得愈来愈服从，也不能说欧洲社会把一切都变成了兵营、学校或监狱；而说是生产活动、交往网络和权力关系游戏之间的适应变得愈来愈受控、理性和经济。福柯就是要在与技术能力和交往关系的复杂关系中来把握种种权力关系。③
权力关系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33.
② Ibid.， pp.233—234.
③Ibid., p.235.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