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阐明了在古代基督教牧领权力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责任。牧人对整个羊群和每只羊的一切负责，牧人要保证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拯救，牧人对羊群的一切遭遇都要感同身受，要与羊群同甘共苦，甚至为保护羊群献出自己的生命。牧人的美德和自身的拯救取决于对羊群的照看、引领和对羊群的拯救。而在古希腊，执政官的职责是治理城邦，为民造福。执政官与公民之间的联系纽带主要是法律上的，而非道德上的。其次是服从。整个羊群和每只羊依赖于牧人这一个体，羊群的美德就是永远全面、持续地服从牧人的意志和指令，而且这样的服从没有目的。羊只服从牧人，信徒彻底服从神职人员，而不是服从律法、秩序和理性原则。与此形成对照，在古希腊，公民为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服从于城邦的法律，或者为了健康、美德和真相而服从于他人的命令和意志。如果说希腊式的“无欲”保证一个人对自身的掌控，那么，基督教的“无欲”则是一个人对自身意志和主动性的放弃，是一种纯粹的被动性。即使牧人发布命令，即使有人自己作主，那也是为了服务于羊群和信徒而被迫下命令、被迫做主。第三，牧师要对信徒进行言传身教，指导其日常行为，引导其精神生活。牧人对每只羊都具有个体化的认知，牧师结合信徒的苦行、忏悔、审察并辅之以良心引导等技术来掌控信徒们每个人的灵魂状况。基督教的精神指导不是一个信徒自愿接受的，也不是短期的偶然之举，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信徒更加依赖和服从牧师。而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那里，自我审察作为个人趋善避恶的修行手段并不需要把自己的灵魂深处的秘密向导师完全敞开，而且古代的精神指引是出于自愿以求得安慰的，指引期限也取决于具体的场景，尤其是一个人受指引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审察、忏悔、良心引导、服从这些基督教技术都旨在引导个体们在现世实施其苦修”(mortification)”①。苦修是指一个人对现世和自身的弃绝，以期在来世重生。如果说古希腊公民的献身是为了城邦，那么基督徒的苦修则是为了自身。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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