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不应以国家的存在和强化来证明治理活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的权力是根本的和基础性的。福柯要剥夺人们通常赋予国家权力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基于刑事立法之上的戒训(discipline)确实曾经维护了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种种戒训在那些工业化国家中已纷纷陷于危机。社会和个体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愈来愈多的个体并不强使自己遵守戒训。福柯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展望无戒训的未来社会。
人们通常认为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国家权力具有优先性，其他权力形式都是从国家权力中派生出来的。然而，福柯则认为，国家权力至少奠基于其他权力形式之上，正是其他权力形式才使得国家权力存在的。“我们如何能说存在于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家庭中、办公室中、病人与健康人之间、正常人与非正常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派生于国家权力的呢？如果人们想改变国家权力，那就必须改变在社会中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①社会的变革取决于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作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福柯的三层意思：首先，社会一民间权力要比国家权力来得基础和重要；其次，具体的、多重的、发散的社会一民间权力是抽象的、单一的和集权的国家权力所无可替代的；再次，社会民间权力关系的实施者能够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拥有者而自主地行为。福柯以苏联为例，说明统治阶级虽已发生变化但原先的权力关系却一如既往。因而，福柯认为重要的是那些独立于拥有国家权力的个体们而运作的权力关系。总之，国家权力与其他权力形式相比只具有次要地位。
由于福柯确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体性、身份和个体性成了主要的政治问题，所以福柯就格外关注对个体实施管理的合理性化间题。在这点上，现代国家又成了个体的敌人。现代国家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忽视个体，恰恰相反，现代国家对个体生活的一切都感兴趣。国家对个体的关注表现在，国家发明和展开了种种技术来确保个体不能逃避权力、监督、控制、智慧、校正、纠正。“兵营、学校、工场和监狱，所有这些重大的惩戒机器都使人们能包围个体、知晓他是谁、他做了啥、我们能对他做什么。”①于是，个体及其生存就成了一个对于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实施来说是相关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事件。但现代国家对个体的这种兴趣就好比黄鼠狼给鸡拜年一样不安好心。“正是当国家开始实施其大屠杀时，国家才关切个体的身心健康。”②1784年，法国出版了第一部探讨公共健康问题的伟大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4年拿破仑战争爆发。福柯感叹，现代国家的主要悖论之一，就是在生与死之间玩游戏。福柯并不局限于研究机构制度的问题，而是要揭示并分析在一组权力技术与像国家这样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存在的关系，探讨对个人治理的合理性问题，梳理在机构制度和人们行为中运作的合理性的历史。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无论在机构制度中，还是在个体行为和政治关系中，都存在着合理性。然而，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福柯要确定这个与暴力如此相容的合理性的本性。福柯言下之意就是国家合理性意味着国家暴力，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如苏联政治制度对苏联人行为所作的强制性塑造就是这种国家暴力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违背个体意愿的型塑却会受到抵抗。这是因为虽说没有统治就没有政治权力，但没有人甘愿受宰制，于是，政治结构动荡不稳、革命起义此起彼伏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要保持政局稳定，百姓信服，适度的治理
第六章 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 en cris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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